把握全民阅读引领功用的11条建议

一、阅读古今中外名著。融会贯通，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传承古老文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阅读中华古代经典名著，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文化是民族分野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是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基本共识，因而也是连接各民族的共同纽带。     

“期刊承认”VS“共同体承认”: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悖论”

"共同体的承认"是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在西方"期刊承认"乃"共同体承认"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人努力生产、发表创新性的知识以赢得"共同体的承认".然而在我国,量化考评下的"期刊承认"并未得到大部分学术人的真正认同,已非"共同体承认"的一部分,学术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取得形式化的"期刊承认"以满足各种实用性的目的,而非生产出创新性的知识以赢得实质性的"共同体承认","期刊承认"与"共同体承认"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失灵.为了化解两者之间矛盾,我们一方面应使"同行评议"机制在各种学术评价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制度,以弥合"期刊承认"与"共同体承认"之间的断裂,从而真正激励学术知识的生产.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社会福利制度创新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组织责任——第四届社会福利论坛综述

责任结构是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中的核心议题。为了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家庭、社区等多元主体间的社会福利责任,推进社会福利创新,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需要,由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社会福利制度创新:政府责任与社会组织责任"论坛于2012年7月15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胜利召开。论坛由中国社     

转型社会中的知识产权文化悖论——基于"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反思

本文通过对"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分析,认为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经由西方移植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传统的"重公益、轻私权"的知识产权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由此导致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低下.作者主张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违背国际法的原则下,制度构建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本土资源.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转型社会中的知识产权文化悖论——基于“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反思

本文通过对“三面向版权现象”的法律社会学分析，认为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经由西方移植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传统的“重公益、轻私权”的知识产权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由此导致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低下。作者主张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违背国际法的原则下，制度构建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本土资源。     

关于建立人口与自然协调统一关系的思考

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嬗变出发,总结分析了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态势,认为当代人口迫切需要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人口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人们的自然观必须由“征服论”向“协调论”转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秩序。     

“国家—社会”互动中的校园“免费午餐”政策建构——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分析

为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印度与中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校园“免费午餐”政策,这一政策建构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不断互动的结果.但在“免费午餐”政策的建构中,印度的社会组织已与政府初步结成了制度化的公私伙伴关系,而在中国,两者的互动仍在非制度化的框架下权宜性地进行,但是两国的社会组织都与政府以理性合作而非对抗斗争的方式展开互动,由此形成了福利合力.原因在于:提供社会福利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而社会组织也意在通过互惠手段增进社会福祉,努力在两者间培育出以信任为表征的社会资本,增进社会团结.     

以场域观消解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对立

现代知识分子是自利性的还是依然具有公共性，一直以来争论频频。由此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迷茫。通过梳理知识分子自利性与公共性互相对立的诸种观点，认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能够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自利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寻求着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阻碍他们投身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赢取政治和符号利益，如此就使知识分子在自利的基础上，由自利走向公共，实现多重场域里多元角色扮演中的公共性和自利性的统一，这对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都极其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