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蜀树神崇拜——兼论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家之心”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仿植物树型青铜器似属宗教范围的“树神”而非属巫术范围的“神树”，反映了远古巴蜀民族的树神崇拜意识和独特的巴蜀文化。这种原始宗教崇拜意识通过“精神的隔代遗传”在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中得到表达。     

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

本文运用“二重证明法”对先秦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生成进行了论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奠定了南北文化区系的生成基础，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已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体系虽曾互为文化中心，有分有合，但这种分合是在整个华夏文化内部的撞击互渗。它不是两种异质文化系统，而是不断融汇交流、相辅相成的异域同质的文化。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差异是相对的，交流则是必然的。通过这种交流，使传统文化恒动不已，生生不息，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

王弼的自然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关于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是王弼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终结了以感应说为核心的汉代自然审美意识,开启了以我为主、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魏晋自然审美意识。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时代思潮在魏晋日渐形成,在所有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中,对人自身之美的发现和课美(审美)成了一种自觉意识。     

中古佛教的传播与自然审美观念的形成

［摘要］中古佛教的传播在改变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改变了中古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般若性空学说与玄学的结合使中古文人发现了自我和自然的二重性,或曰“双重发现”。他们一方面把自然作为“物理的东西”来对待,依据自然界自身的环境、材质和人自身的自然结构来创造审美和膜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自然界看成是“自我异化的精神”,看成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极乐世界。作为物质的我在观察自然时与自然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能够将自然之精微之处描绘出来;作为精神自由的我则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幷将自然规律融冶于社会生活,这是中古文人自然审美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佛教造像的兴起又改变了中国本土造像的传统题材、手法和风格,形成了一种以追求“般若绝境”为最高存在的新的自然审美观念。     

萧绎思想体系论

萧绎生当中国历史上由南北对峙走向南北融合的历史时期的前夜,其思想体系呈现杂取儒、释、道而兼涉兵家、墨家、名家、法家、农家等众家学说之长,以成一家之言的杂家特征。这种特征是萧绎欲混天下为一统以成就帝业的政治雄图在思想学说上的反映,代表着已虎踞上位的江左北人武力集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的形成。     

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论考

文章从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基本情况、关于“山中旧本”的分析和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文献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所依据的“山中旧本”似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寒山诗版本,因而大典本《寒山诗集》在寒山诗和寒山诗版本源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萧绎文学创作思想探源

还在本世纪初,刘师培就已经发现萧绎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萧绎的代表作《金楼子》列为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国文学教材所必须参考的文献之一,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他又多次征引萧绎的理论观点来证明南朝文学的发展规律。之后,鲁迅、黄侃、范文澜、郭绍虞等人都对萧绎的文学思想进行过研究。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萧绎的文笔之辩上,尚未顾及到其他方面,因此很难看出萧绎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萧绎的文学思想虽然博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育思想述略

从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由于魏晋时期,我国封建制度内部的经济、政治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具体制度方面作出某些必要的变革与调整。这是传统美育思想的发展由两汉时期的相对稳定向魏晋时期的相对变动转换的根本原因。同时,魏晋美育思想的发展,既是两汉美育思想的终结,又是隋唐美育思想的起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