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因子的公平偏好模型研究

基本公平偏好模型虽然能较好地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投桃报李”等互惠互利现象,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础问题:这种“公平”比较的基点本身是否满足“公平性”.文章通过对基本公平偏好模型的修正,构建了双因子收入公平偏好模型,从而弥补和修正了原有模型中存在的基础假设缺失的难题.由双因子模型可得结论:双因子呈反向变化关系;双因子放大了净收入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改变程度.其研究的意义在于:双因子模型能够解释基本公平偏好所不能解释的一些激励问题;定量说明了交易中委托方应当如何根据代理方双因子的特征(而非仅依据公平偏好单因子),提供合理收益分配方案,以促进合作成功.     

供应链联盟中合作伙伴联盟顺序的博弈分析

文章基于以制造商为核心企业的三级供应链,分析了制造商在选定合作伙伴后形成联盟的顺序;并利用基于威胁策略的纳什谈判解以及Shapley值方法分析制造商与供应商以及销售商同时联盟、制造商与供应商联盟后再与销售商联盟、制造商与销售商联盟后再与供应商联盟三种情况,比较了制造商的利润。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     

双边信息不对称的供应链契约机制效率:基于实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契约机制是协调供应链企业行为的重要理论方法,却很少被实验验证。本文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方法验证双边不对称信息下的供应链契约机制的效率。首先,简化了制造商和销售商双方各自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数学模型,并基于此给出相应的契约机制和相应的数值算例,以此作为实验设计的基础。其次,按照实验经济学基本规范设计实验并进行了20轮有效实验。实验结果显示:(1)随着实验进行,被试真实共享信息的频率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并在实验后半段频率趋于稳定。全程实验中,制销角色双方在真实共享信息比例都在63%以上.(2)被试的个体收益会受到对方信息是否真实共享的影响。如果任一方或双方谎报信息,双方收益都会受损。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决策者理性进行决策---最大化其期望收益,则会真实的共享信息。因此,理论契约机制在激励制销双方真实共享信息上总体是有效的,其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被试个体的非理性行为。     

关于营销管理的一个模型分析

本文建立企业内企业主体与营销部门的收益模型,在此模型下,分析选择一个怎样的均衡点,使得企业和营销部门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     

对经理的识别和选择模型分析

选择合适的管理人才是提高企业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关键环节.本文在考虑厂商风险控制的情形下,针对具有不同风险态度的厂商提出了选择经理的理论模型.     

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及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个是投入产出表查类型的选择,一个是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应用的判断标准。文章引入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以增加值为判断标准的新的影响力系数理论;建立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为经济发展规划及产业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政策建议。     

供应链中小零售企业信息价值分析

中小企业往往在竞争市场中处于劣势,特别是零售业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上游企业的规制.上游企业总是想尽可能多地剥夺零售业中小企业的租金.文章研究在信息不对称下,零售业中小企业如何运用资源(主要是信息)优势向上游企业获得资源(信息)租金.其研究成果有利于零售业中小企业制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基于双层规划模型的引入第三方的供应链利润分配问题

供应链协调对供应链的运营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关于供应链协调的研究一直都是供应链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文章运用纳什谈判解方法,分析了一类引入第三方后的二级供应链的利润分配问题。通过分析发现,节点企业自身谈判力度会对企业的决策以及所占的利润份额有积极的影响,企业之间也会相互的促进。作为引入的第三方,对节点企业的利润分配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规制与"钓鱼政策"

由于公共企业提供商品的公共性、准公共性,使得规制者——政府在对公共企业的规制上存在部分失效的情况,从而形成了长久以来的公共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提高公共企业对公共资金的利用效率,政府在公共企业的投资和再投资问题上开始采用"钓鱼政策"。文章从规制与激励理论出发,分析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