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神光与大业沸腾——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隋代书写

唐代的南山大师道宣,是四分律宗的鼻祖,也被佛教史学者称为"中国佛教史学之父",在中国乃至东亚佛教史上有着不灭的光辉。在道宣涉及"佛教历史"的三大著作《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之中,《广弘明集》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均成书于麟德元年。特别是对于深感天年将近的道宣来说,《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可以说寄托了他最后的深意。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北周末年至隋代的佛教史"感通"叙述中,可以探究道宣对于隋代重兴佛法的深意。通过对隋文帝手敕修建的相州大慈寺塔、隋京师日严寺石影像等条目的分析,将其与北周武帝的废佛灭法、隋初的尉迟迥反叛、隋末杨玄感叛乱、大业六年弥勒教盗贼之乱等事件相结合,可窥视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佛教史书写的背后之意。中古时代末法思想盛行,道宣力图对隋文帝与隋炀帝采取不同的叙述与评判立场,其实隐含了他对唐高祖武德沙汰令的否定以及末法危机感,也蕴含了他对唐高宗、武则天护法的希望。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南齐诗“谢灵运体”及“傅咸、应璩体”辨析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南齐诗分为三体,即"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而在南朝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前两体考察后可知:"谢灵运体"的特点是"启心闲绎,託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未为准的";弊病为"疎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源头诗人"是谢灵运;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谢朓。"傅咸、应璩体"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弊病为"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其"源头诗人"是傅咸、应璩;学习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为王俭。     

“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正>一、复须时熟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     

汉简研究中的“北辰一刀流”——读冨谷至教授简牍学新作札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教授,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汉代史和简牍学研究的巨匠谄？诸多著作中,《文书行政の汉帝国：木简.汉简の时代》是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本新作。本文试图从纵向＂京都学派＂三代简牍学学人（森鹿三、大庭修等）的发展脉络上,以及横向比较王国维、白乐日等氏之学术上,重点分析冨谷至教授研究之思路。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十年发展述评（2009—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2009—2018年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繁荣上升期，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扩张明显，比较文学发展平稳。“两古”学科领域，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归、文本理论的兴起与稀见文献的发掘代表了此一时期的主流。现当代文学研究迈入了多元探索的新阶段，已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作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尚未经典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则与文学创作现场保持紧密联系。文艺学聚焦后现代媒介冲击之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语言学重视传统研究领域和新方法、新技术的交叉，在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研究领域。文字学方面新出土文献的整理、训诂以及古文字辨析考释方面都出现了大量成果。相较而言，比较文学专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力作，但未能对学科整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代的国书事件及其文本阐释探微

大业三年(607),日本的第二次遣隋使向隋帝国递交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以隋代王言为视角，通过对遣隋使派遣与国书的文本细读两个层面梳理，可以看到古典的汉字书面语成为中世纪东亚共享的文化遗产。然而，它的引入与使用，却引起了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上的纷争。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君臣(内臣、外臣)关系在中世纪“国际”文书制度上被表现出来，其中还蕴含了佛教的东西观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固有的文化价值，还有王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