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边疆布道:中华国内布道会史初探

中华国内布道会源于1918年8月中外基督徒在庐山举行的一次灵修会,七位著名华人信徒提议向云南宣教,先于1919年4月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之部",后于1920年7月改称"中华国内布道会"。该会先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四川会理开辟教区。该会开启了华人信徒边疆布道的先河,也是当时本色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女基督徒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福音、医学与政治: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就有隔离、救济麻风病人的传统,但为什么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事业是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担当主要角色呢?文章从福音(传教)、医学和政治三个方面做了分析.传教士在中国的麻风救治,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救人与救灵.中国传统中对待麻风病人也有消极的一面:即非科学的理解、冷漠、歧视甚至是残暴,导致传统慈善精神在麻风救治领域的缺失医学方面,传教士医生能追踪到当时最先进的药品和治疗理念,而中国传统医学在处理麻风病方面无能为力.政治方面,中国基督徒精英认识到麻风救治中的主权问题,组织了中华麻疯救济会,并极力推动国家承担救治麻风的责任,但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政经交困的局势下根本无心也无力去谋划这一事业.     

“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都以不同形式纪念孙中山,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忽略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而一部分教会人士则恰好相反,刻意强化了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强调其基督教信仰与中国革命的紧密关系。部分教会人士把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成革命的耶稣,其目的是以此来调适基督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回应当时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然而,神化孙中山的做法当时不仅得不到教会之外的认同,即使在教会之内也有不少人反对。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以双十节纪念为中心

双十节作为纪念武昌起义的法定节日,逐渐成为人们建构和承续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基督徒群体也积极参与其中。民初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满了兴奋、感恩之情。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基督徒在双十节多有庆无可庆的感慨,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不免有几分苦涩,但仍珍视辛亥的共和理念,并以争取国家统一、富强,人民幸福为现实诉求。同时,他们以象征牺牲的基督教符号十字架来诠释双十节与辛亥革命,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国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中外共管”的趋势,并在1910年代逐步体制化。本文以中国教会一位重要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活动经历为中心,对这一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渠道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不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一批精英基督徒这时也脱颖而出,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并由此促成了“中外共管体制”,该体制对中国基督教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影响甚巨。     

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

哈佛燕京学社是第一个致力于中美大学之间学术合作的跨国机构，宗旨之一是促进双方的中国学研究。这种以基金制为纽带的长期合作，推动了中国一些大学国学教育与学术研究近代化的进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就是这种学术合作的一个缩影。不过，中美国情不同，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对发展学术事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合作也颇多磨擦和曲折，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留下了可资思考的余地。     

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命运——以徐宝谦与贺川丰彦为个案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日本两个著名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徐宝谦和贺川丰彦为个案,分析、比较了他们战争时期的和平主义立场、理论及其行动与心理困境.和平主义听上去很美,但和当时中日两国占主流思潮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很难被民众引为同调,即使在基督徒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支持者,在战争时期更没有施展余地.尽管如此,和平主义在东亚基督教思想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     

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基督教江西黎川实验区研究

1933年在江西黎川成立的乡村实验区是国民政府与基督教会密切合作的产物,甚至被作为政教关系和谐的典范加以宣传.但从政教分离的角度分析黎川实验区的动作过程以栽及结果,便发现政府和教会都有失当之处.在政府方面,邀请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旨在淡化这项工作的政治韵味,让教会不自觉地充当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工具;在教会方面,虽然充分意识到政府密切合作有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潜在危害,但实际运作中又过分看重教会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政教关系的处理上不能严格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偏离宗教立场,宣教工作乏善可陈,最终使黎川实验区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处于尴尬的困境.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源于二十世纪早期来华的农业传教士 ,到三十年代随着全国乡建运动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时期 ,它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受世界基督教乡村运动的影响。基督教乡建运动通过把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合二为一的方法 ,以最终建立基督化的乡村社会为目标 ,但它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宗教 (教会建设 )与世俗 (乡村建设 )并不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两者的持续张力以及近代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使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