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资格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村民选举资格制度方面各地设置了许多障碍,如户籍、居住期限、村民义务的履行、原居住地资格证明等,这些限制性条件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民权利的行使.确定村民选举资格的关键在于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而要维护和保障村民选举权就必须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并以居住地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地域条件,在村民选举权受到损害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框架下债权性流转经营权人权益保护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是适应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形势的需要。经营权与承包权有着各自的内涵及特点。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对破解农地经营权抵押困局、保护经营权人权益、形成多元化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着特殊价值。债权性流转经营权人（1）除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外,还享有登记申请权、抵押权、补贴获取权及补偿申请权。     

论公民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加以了规定。然而,中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尚属起步。本文通过对隐私及隐私权概念的界定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确定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并进一步研究隐私权立法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立法中几个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期对隐私保护的立法完善有所贡献。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按认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对新《公司法》第43条的解析

理论界对新《公司法》第43条有关出资比例的理解,有实缴说、认缴说及折衷说三种.从国外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实践、表决权的功能、股东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本身的特点、未出资股东与出资瑕疵股东的差异性以及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等原理考量,在公司章程未作规定的情况下,采用认缴说,将该出资比例解释为认缴的出资比例较为适宜.在表决权的行使过程中,要考虑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时表决权行使的依据及股东未按约定的出资期间及时足额缴纳认缴出资时表决权的限制等问题.     

谁应当为村级债务买单——对村级债务承担主体的透析

村级债务,是指村级组织全部收支的逆差,既不包括乡(镇)形成的债务,也不包括村民小组的债务。本文之所以不讨论乡(镇)及村民小组的债务,是因为它们的化解与村级债务的化解有异曲同工之处。村级债务若能有效化解,那么,乡(镇)及村民小组债务的化解就会迎刃而解。村级债务既包括公开帐面上的显性债务,也包括帐面之外的隐性债务。现实情况是隐性债务往往等于或大于显性债务。     

论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完善路径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颇受社会关注,并成为政治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会对民主建设、政府决策、公民意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可盲目乐观。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存在缺陷,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度不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成效也不明显。因此,构建完整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法律规则,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措施。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集体组织成员优先权行使问题研究

集体组织成员与村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集体组织成员享有自己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集体组织成员在士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享有优先权,优先权行使的条件值得关注。     

日本低保制度的嬗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日本低保制度)的构建也备受重视。日本低保制度是现代社会公共扶助制度的成功典范,其产生及嬗变过程具有浓厚色彩与显著特征,对构建我国社会低保制度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宝贵借鉴。     

制订我国《慈善事业法》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调整对象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有四种类型:第一是中国式的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以中华慈善总会、上海慈善基金会、广州慈善会为代表。其体制模式基本建立了“自治”机制,政(政府)社(社团)完全脱钩,其“民间性”占主导地位。第二是中国式的准民间组织。其体制模式是本级慈善组织与本级行政机构相互协作、融合、补充,建立了民间运作,行政支持的运作模式。第三是事业性的慈善组织。其体制模式基本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工资分别由国家编委核定和财政负担。第四是完全行政(官方)的组织,其体制     

企业兼并中的债务承担探析

随着企业兼并的拓展,其相关立法明显滞后,兼并中的债务承担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认为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可分为改制前的债务和改制后的债务,应区分不同情形确定其承担主体。并且从事前保护和事后补偿两个方面来对公司有限责任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从而使从属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