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依法治国的内驱力

法律信仰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它体现了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契合、主观信仰心理与外在信仰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精神是法治理想实现的精神先导,是法律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法律得以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总之是依法治国的内驱力。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我国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已得到明显提高,但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河南省轻工业发展的供给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工业增加值集中系数和区位熵两个指标对中部六省轻工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的轻工业比较优势非常明显,应当优先发展。运用现代产业发展理论分析影响河南省轻工业发展的劳动、投资、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经济政策支持等供给因素,并通过建立行业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对河南省2000—2009年间七大主要轻工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对河南省轻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而教育、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为促进河南省轻工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的建设,促进轻工业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减少对轻工企业的行政直接管制和干预,健全准入、退出、价格、质量、环保等微观规制政策,并在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政策上加大对轻工企业的扶持,规范并促进轻工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其间包含着对和谐发展的探索实践。这种探索实践可分为3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启动和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解决严重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障碍，增强学校自主办学的活力；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高等教育加速发展，为实现和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高等教育进入了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探索与实践过程，对于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及其限度

法律支持道德的依据在于,法律不仅具有合道德性,还有优于道德的独特品质。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通过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过程。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主要表现为:法律支持道德的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重在规范人的行为,而不直接规范人的思想;法律的过度介入会削弱道德,遏制道德的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发挥道德与法律的综合整治功能,避免法律对道德的包办。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中国当代价值观念转型

马克思把人类解放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审视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发生的价值观念的转型,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精神和思想上带来的新变化,诸如独立人格普遍形成、人的关系走向自由平等、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增强等,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负效应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获得的尚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市场经济还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因此,我们在完成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换的同时,应警惕和批判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     

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卢梭政治自由观新探

"公意"是求解卢梭政治自由学说的根本所在.以公意为基础,卢梭不但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社会契约理论,实现了从自然自由到政治自由的转变,为政治自由提供了合法依据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公意指导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卢梭的积极自由观,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消极自由观相比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其思想的理想色彩和含混性也为后人的各种不同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     

孟德斯鸠论政治品德评析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政治品德.在政治品德与私人品德、宗教道德的关系上,他认为,私人美德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善,政治美德高于私人美德,它追求城邦整体的善;基督教道德使人完全服从于对上帝的热爱、信仰和希望,其实质是教人抛弃现世的一切,去追求上帝.在政治品德与政体的关系上,他把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不需要政治品德;君主政体绝不排斥品德,但品德并非其动力;共和政体的动力是美德.在政治品德的培养上,他提出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试图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在习俗与政治品德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培养纯良的风俗来培养公民的政治品德.他还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在培养政治品德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