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披露违规增持股份之惩戒抉择

各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同诉求以及为衡平要约收购当事人双方对立的力量,立法者对本国要约收购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目标公司股份之违规行为,有着截然不同的惩处路径: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所得股份,日韩两国严禁行为人行使表决权,甚至引入刑事处罚;美国则只对违规人予以轻微行政罚款,并否认目标公司股东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立法应当博采众家之长,在大体宽容的法律框架下,就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增持股份行为,区分不同目的,对投资获利的股权投资人,采用美国的轻微处罚方式;对获得公司控制权的要约收购人,须限制其违规取得股份的表决权。     

数字抗疫的部门法联动之维

“健康中国”“大健康理念”势必将扩张《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9条框定的“全民健康信息化”的三条发展主线，针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在数字抗疫主要应用场景中存在的理念相悖、顾此失彼、权利保护缺位等问题，多法协同的修法路径比单法统合的立法范式更能调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的失衡与偏差。以先防后治、权利适度克减和成本最小化三原则为基础，数字抗疫语境下健康法和信息法的联动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其一，以推论信息保护为核心强化数字健康评估场景中的信息主体自主权；其二，将合理目的原则前置为算法预警场景中当事人自甘风险约定的缺省规则；其三，在医疗机构智能分级场景中以同行评议取代算法可解释性的合规要求。     

超越"马法之议": 非完全合同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样态,造就了司法审判中合同思维的路径依赖,网络法的"马法之议"再次进入学界视野.信息处理活动的长期性及其法律关系固有的隐性不平等,决定了信息处理合同的非完全属性,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格式范本、漏洞补全和冲突防范机制替代当事人自由协商具备合理性基础.遵循公共利益至上、国家立法优位和科技向善为本的...     

论我国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之抑扬——兼评《证券法》第88条第1款

要约收购利弊兼具。我国以收购方式决定是触发全面要约还是部分要约。要约触发持股比例低，似乎比欧美国家更弘扬要约收购，但是，部分要约没有持股比例上限、要约收购豁免宽泛无度，为收购人规避要约及全面要约留下法律漏隙，抑制了要约收购。我国应根据国情，保留部分要约；采用各国通行做法：以持股比例作为触发要约收购依据，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0%触发部分要约，持有公司股份30%触发全面要约，仅豁免全面要约而非要约收购方式，以利于我国的公司收购的触发及豁免与国际社会接轨，不失公正地均衡收购各方利益，达到实现治理公司、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论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之举牌预警及全面要约

我国法律对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制,主要以持股比例为依据,没有区分收购与并购的界线。不管持股人的目的是为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还是为了公司分红、股票交易收益。只要持股达5%,每增持股份达法定比例,都必须履行举牌义务;持股达30%以上,都必须采用要约收购方式。我国要约收购以全面要约为主,协议收购、间接收购持股达30%的,只能发出全面要约。要约收购人以终止公司上市地位的收购、以及因收购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股票终止交易的,都必须改部分要约为全面要约。     

“元宇宙”的规制理论构建及中国方案

“元宇宙”风险源于共识瓦解、体验扩张、虚拟泛化、技术瑕疵、认知不足、理念滞后和监管缺位等因素。传统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法律机制虽仍有延伸适用空间，但若不同“元宇宙”的内部秩序相勾连，则无法彻底消除其风险盲维。因应技术发展与嬗变，未来法律规制应当充分把握“元宇宙”各主体因持续互动和反复博弈而不断形成的动态均衡，在理念上完成“节点—全局”“臆想—理性”“单向—多维”“碎片—体系”的认知迭代，并以公共利益为基准、整体安全为导向、有效监管为目标，构建良法善治的“元宇宙”规制框架。法律规则的实证化有赖于多元制度体系的因势利导，监管主体在兼顾科技创新、平衡各方法益的同时，还应着力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间实体法律和社群规范的耦合联动。     

“元宇宙”的规制理论构建及中国方案

“元宇宙”风险源于共识瓦解、体验扩张、虚拟泛化、技术瑕疵、认知不足、理念滞后和监管缺位等因素。传统网络空间治理的各项法律机制虽仍有延伸适用空间，但若不同“元宇宙”的内部秩序相勾连，则无法彻底消除其风险盲维。因应技术发展与嬗变，未来法律规制应当充分把握“元宇宙”各主体因持续互动和反复博弈而不断形成的动态均衡，在理念上完成“节点—全局”“臆想—理性”“单向—多维”“碎片—体系”的认知迭代，并以公共利益为基准、整体安全为导向、有效监管为目标，构建良法善治的“元宇宙”规制框架。法律规则的实证化有赖于多元制度体系的因势利导，监管主体在兼顾科技创新、平衡各方法益的同时，还应着力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间实体法律和社群规范的耦合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