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援朝抗倭后朝鲜社会秩序再建——韩国文献《社约辑录》研究

明万历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朝抗倭,前后近七年,最终日本败退,朝鲜国土得以光复。此七年间,朝鲜关壁江山,尤其是南部诸道,尽为日军所占领。日军于其占领地区,实行破坏朝鲜本土文化之行为,故光复后,地方耆绅着力于社会风气之改造。文内所举之韩国文献《社约辑录》所录之社约,肇建于明正德间,日本侵略后被迫废止,万历间朝鲜光复,遂有新约之立,其后延至清朝中叶,实为难得珍贵之史料。文章兹就其于明中叶以后所立之社约,以窥当时朝鲜社会之状况。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中文关键词》=晚明社会:政治变动:社会转型:利益集团:国家权力异化

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康熙与永定河

永定河,《水经注》称之(氵纍)水。它的上游即桑乾河,下游原名芦沟河,也叫浑河。这条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素有小黄河之称。历代虽有修治,但工程规模小,作用也不大。元、明定都于今天的北京,治河之事显得重要起来,但真正治理这条河还是在清康熙年间,永定河之称也是从这时定下来的。过去人们在论述康熙治河时,只注重于他对黄河的治理,不大涉及永定河,即使涉及到了,也往往一带而过。其实,治永定河一事对研究康熙是很有关系的,他的政见、才能,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他那励精图治的作风,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因此,专门论述一下他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有必要的。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