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企业发展战略的效应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

韩国政府曾经通过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江汉奇迹”，但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不得不使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进行客观评判。本文着重分析韩国政府推行大企业发展战略的正负效应，以期为我国企业集团化的正常发展提供借鉴。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战略是指韩国政府通过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企业的发展，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进程，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韩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于6O年代初期。1961年朴正照政…     

地区发展中的利益冲突:市场封锁及抑制

地区市场封锁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彻底杜绝，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并大肆蔓延。市场封锁产生的体制基础是地区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地区经济利益刚性，抑制市场封锁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中央政府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效率研究

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区域经济理论的应用,在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全世界已有100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园区,其中北美有180多个,欧洲有400多个,亚太地区也有近400个.自从1988年5月以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来,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我国园区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象园区特色产业不突出,技术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经营环境和社会氛围有待进一步改善,管理体制滞后等,总结为一点,通俗的来讲就是园区没有管好和用好自己的资源,也就是园区的技术效率还有待提高.所谓技术效率,就是对资源的管理、配置和使用的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新冠疫情肆虐、地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成为全球投资的避风港“。沪港通”机制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资金流通的重要平台,这不仅促使资本市场与企业治理之间反复博弈,而且深刻影响企业微观行为。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易受外部政策环境、内部治理等因素的影响。“沪港通”机制的落地落实,在加速资本市场开放的同时,可通过强化企业外部监督、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方式,提升其社会责任绩效,这一点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如果营商环境好,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外部性越大。资本市场开放的这种积极作用,为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的提升给出了理论解释。     

能源消费与反污染的策略优化——基于最优控制理论的动态优化分析

经济问题的控制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基于最优控制理论的动态优化分析方法,探索能源资源消费与环境系统反污染的发展控制是协调能源消费和环境保护的关键。对于一个多行政区划的国家,选用各地方的联合效用函数,分析了多行政区划国家某时间点上的总体效用,同时还对影响能源消费与反污染策略的因素进行研究,将国家层面的总体宏观目标与各地方微观目标相结合,以效用函数在给定时间范围内积分最大化为原则,构建了充分考虑效率与公平并存前提下的能源资源消费与环境污染防治的一体化模型,并给出其相应的数值算法。提出了对于多行政区划国家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的区域动态最优化配置方案,将为经济系统中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提供理论基础,并为我国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与地区产业开发

本文论述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 影响及地区产业开发对调控地区 差异的作用。     

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以109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家因素为核心,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和系统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中小企业国际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人力资本中,企业家经验和能力均对国际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国内社会资本与国际化显著负相关,国外社会资本则与国际化显著正相关。企业家能力与国外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     

规模经济程度、扩张成本与本土轿车企业发展——基于不完全信息离散动态博弈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离散动态博弈模型,利用2008-2012年中国轿车企业的月度数据,分析本土轿车企业的静态异质性即规模经济程度和扩张成本及动态异质性即最优竞争战略.研究发现:规模经济程度和扩张成本存在负向关联性,规模经济程度越高,扩张成本越低;本土企业存在与其规模不相匹配的高扩张成本,韩资企业的扩张是本土企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本土企业的高扩张成本与其产品线的低端聚集密不可分.     

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政府为实现社会目标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是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也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目标。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脱离国有企业的性质，在不改变企业国家属性的前提下，片面地一味追求政企职责分开。事实上，国有企业国家属性的程度已基本上决定了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大小，这种限定是国有企业发挥特定功能和作用的有效保证。国有企业的调整必须遵循“退出”原则，即不断地退出不必由国家经营的竞争性产业，进入“命脉”、“基础”、“高精尖”等国家必须经营、控制的产业，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