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悲剧与人生

消费主义时代仍有悲剧,但权利方与资本方无意承认.否定前政治的悲剧成为权利允许的主流,如"17年"、"文革"的历史悲剧,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政治悲剧.消费时代由于市场的需要,好来坞大团圆模式成为主流.消费主义时代的悲剧书写变形,张承志、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悲剧带有宗教思辨的超越性,残雪的现代主义悲剧置入人生人性的悲剧思辨与文革政治变形.罗伟章的人道主义悲剧展示了消费主义时代农民命运悲剧与人道主义严峻性命题.灾难书写是悲惨.第三种悲剧在中国缺乏作家的深刻表现.     

论茅盾的艺术美感心理论

茅盾从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两个角度,提出寓理于情、理重于情的艺术美感心理论,其中理重于情成为他最有特色的理论主张。茅盾阐明了小说家与诗人美感心理结构的差异及其与艺术体裁选择的内在关系,廓清了小说与诗歌创作心理规律的不同特点,论述了侧重再现客体的现实主义中长篇小说创作心理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茅盾小说美学浅探

仅就时间而论,茅盾从事评论就三倍于其创作。对此,我们似乎有点象哥伦布。不应该只是热烈地惊喜感慨,更需要冷静地条分缕析。本文试图从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文学评论实践中,寻绎出他下述理论脉络:小说审美掌握现实的特质、小说审美掌握现实的手段、小说创作的特点,以期初步窥见其小说美学的概貌。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他还用打通中西诗学的方法对新诗创作作了规范规矩的评论     

冲突与借鉴:茅盾与中西文化

确如陈独秀、梁启超所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中西文化冲突,可分为“学术”(洋务等“技”)、“政治”(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等)、“伦理”(社会文化及其心理等)三个阶段的演化。近现代杰出人物的思想、矛盾及其衍进,莫不与此有关。茅盾,作为置身于现代的历史人物,他的文化冲突主要集中在“伦理”方面。加之茅盾的家庭、经历、性格、心理等的制约,从     

现代汉语诗学:诗美的衰减与变形

现代汉语诗学的发生,从汉语诗歌引入现代汉语及其诗学开始. 近代"诗界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1]).汉语诗歌持续发展数千年,至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一直持续的是古代汉语载体形式,黄遵宪的贡献在"我手写我口"[2],而这个"口",是"六经之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的非经典话语,是真情实话,但并非现代汉语.诗界革命的成果解决了新词(含翻译词)的入诗和意义的翻新.但第一,"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不同的,就在于突破不了古代诗学规范,诗律与诗体没有革命,这是古代汉语诗学最坚固的堡垒;第二,没有用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因此,现代汉语诗学最多只在诗的音乐性上有所滥觞[3],但并没有诞生.     

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     

论晚清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之滥觞

晚清以"诗界革命"为肇始的诗歌改革冲击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言说符号和形式,自此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滥觞期开始.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理论首先松动了古典诗歌言说机制:主张以"言文一致"为出发点的诗歌革新,"新语句"与"旧风格"的冲突与调合.其次体现为"饮冰室诗话"时期对现代诗歌音乐性理论的各种探索:包括对"旧风格"的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与启蒙主义的调合,对诗歌简谱化、谱曲式尝试.最后体现为"杂歌谣"的尝试:一是"新粤讴",这是方言与音乐性的尝试;二是"歌体诗"音乐性实践,它已经实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尝试;并已经产生了达到胡适"八事"要求的早于"胡适体"十五年的早期的白话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雏形.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意象诗学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引入了西方意象派理论并对意象内涵作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徐迟、邵洵美论述了意象派反浪漫主义的诗学史意义,并论及了客观性意义;朱光潜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内涵、意象形态、意象功能作了独特的研究,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演变史。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现代派的意象诗的创作,对整个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西方诗学中国化、古代诗学现代化,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