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命题”的徽商经验研究

徽商有超越性动机,把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感。徽商也有理性化过程,他们对世界不是消极适应而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徽商勤俭持家,将诚信作为经商准则。按照韦伯和余英时的问题建构方式,徽商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徽商具备入世苦行精神。     

儒家伦理与徽商的慈善行为

为了践行儒家的重教和仁爱思想,徽商兴办义学,筑桥修路和救济灾荒,彰显出他们的慈爱精神。从巴比慈善晚宴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商人的慈善精神的匮乏,这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慈善精神的儒家文化根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条件分析

马克思主义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来到中国 ,并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 ,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条件 ,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实现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同时也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努力的结果     

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消解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解释范式,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整体和个体、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它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反对整体论或个体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从而超越了整体论和个体论的二元困境;它既承认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又承认个人行动的能动性,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强调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的二元关注.     

“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被余英时称之为韦伯式问题。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加以批驳。然而,由于两者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求证,而缺少实际的经验研究,因此,论证结果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同时,余英时也特别指出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可惜的是其本人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徽商以儒家伦理作为行动指南,既有勤俭、诚信品质,又有超越性动机和理性化过程,具备入世苦行精神,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无实质矛盾。     

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经营管理体制探索(下)

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西递是村办旅游公司,收入按照人口和房屋两种形式分配,家族化管理,经营不规范。宏村是租赁给外来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标准化管理,但忽视了村民的合法权益,政府、企业和村民矛盾尖锐,遗产保护形势严峻。在经营机制上,股份合作制保留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克服了缺点,又不是这两种模式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它在股权设置、收益分配、民主管理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在管理上,各级人民政府要理顺关系,各负其责。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西部大开发与云南民族经济发展

总结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经过,分析未来发展的优劣势.在此基础上,对云南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进行剖析,提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解答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的若干问题.     

内生型农村城镇化的运行机制分析

“三集中”(人口、土地、工业)发展模式是农村城镇化的科学选择。土地、人口、经济的集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的转变是内生型农村城镇化的全部内容。在运行过程中,人地矛盾是其初始动力,农业发展是其内部推力,乡镇企业发展是其后续动力。     

上海市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综合帮扶研究

上海市民政局首次提出"支出型贫困",表明官方甄别穷人的方式发生改变。上海市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探索社区居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实行"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就业、保险、救助和慈善的"四环联动",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上海市民政部门还在实践中创建出几种综合帮扶模式,如长宁区的"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的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的"五可"帮困救助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