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