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从合作、对抗到合作

为了争夺地方的控制权,陈济棠与蒋介石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博弈的结果使他们从政治上的对抗转为政治上的合作。历史昭示后人,在一个统一和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谋求地方独立是注定要失败的。     

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界定标准与实现路径

界定公共利益，划清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边界，是解决城市更新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而目前公共利益的判定存在着无法明晰界定内涵与外延的困境。因此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将“什么是公共利益”转化为“由谁来界定公共利益”这样一个问题，以“公众受益性”和“受益人的不特定性和多数性”为标准，遵循法律保留、比例与正当程序原则；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并引入司法机构裁判．以听证、补偿、监督和救济程序为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特性与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由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所组成的,这些具体目标的设定与达成则是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性和实现机制所决定的：特性是具体目标建构的原则,机制是具体目标实现的路径。目标、特性、机制构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逻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目标应体现科学性、公民性、系统性与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以识别、参与、供给、保障在内的相互联动和协调运行的机制为实践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之瓶颈探讨

文章从权力、制度与成本三个重要视角,分析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瓶颈：一是资源动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权力瓶颈;二是压力型体制所导致的制度瓶颈;三是运动式治理泛化所导致的成本瓶颈。指出基层社会管理要创新,必须突破瓶颈,重新分配权力,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减少社会成本。     

公私合作困境的理论解析及其评价

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的扩展,推动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机制的重构。由于管理、制度、组织和治理工具等方面支持的不足．公私合作及其机制建构面临不同的困境。新公共管理、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治理工具论和理性选择论对公私合作与互动的理论解析,反映了公私合作的复杂多样性,不仅需要宏观的综合性理论分析,而且需要照应公私合作过程及多次博弈的情境,深入分析合作者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把握合作僵局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原因,才能建构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转制社区治理结构的制度分析——以广州市天河区A村为个案

以A村作为转制社区研究对象,通过实践观察,发现转制社区存在着公共服务短缺、集体企业转型受阻、居委会工作本末倒置、居民身份认同模糊等问题。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揭示了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的存续、资源依赖关系的强化是制约转制社区与城市社区接轨的主要原因。因而建议改变路径依赖,重构新型的社区治理结构,增加政府有效制度供给。     

多元共治格局下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创新,这些实践探索为我们大致勾勒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也为我们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脉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多元共治格局下社会管理创新应凸显三组核心理念：回应与协调、分权与责任、秩序与活力,在明晰创新理念下着重关注基层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定位以及行动技能。     

自主与镶嵌：城中村研究的新视角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学术界对这一特殊的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法律、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自主与镶嵌理论作为探讨城中村特定场域内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互动关系的新视角,有助于考察城中村改造中利益相关方的行为策略.     

公私合作困境的应对策略与制度分析

地方政府为了突破公私合作困境,先后采用了制度供给策略、合同约束策略、会议协商策略和报复策略,这些策略在实践应用中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制度成效。笔者通过制度分析发现,这一问题缘于制度建构的认同危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制度运行的"有组织的无序"。要突破这一困境,有赖于我们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合作规范的制度建构转向动态的合作运行过程。     

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城市更新是城市改造、重建、再生和延续的过程。从广州城市改造的经验观察，实践中所运用的政府、市场以及混合改造模式都存在治理困境。政府改造模式导致“角色”错位，市场改造模式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混合改造模式导致成本外溢。传统的改造模式由于没有将改造成本内部化，不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都会产生负外部性。笔者由此提出新的治理模式——利益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区分行动者的不同角色，以产权为纽带，以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为基础，通过合约安排使政府、开发商和原住地居民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模式运作下，旧城改造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和市场行为，而是一个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社区集体行为。这种治理模式符合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将旧城改造的成本内部化，使产权人享有真正意义的决策权，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