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赞助

商事赞助是一种赞助营销行为,具有有偿性、隐含性和公益、商业二重性特征。文中区分了商事赞助与公益赞助、赠与、捐赠行为,分析了当前商事赞助的现状,建议尽快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赞助法》,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原则、立法模式和具体内容。     

商业化慈善与慈善商业化的法律规制

现代慈善是一种公益伦理,它往往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商业原理去配置慈善资源。营利组织可通过“非营利性”手段为履行社会责任,而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营利性手段使组织永续发展。但是,“慈善”和“商业”行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因而仍有必要加强化慈善商业化监管。建议出台相应法律,完善营利法人社会责任制度,加强非营利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慈善信义法律关系,将营利性法人的“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及其法律保护

各国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范围的界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其物质形态大体包括符号形态、信息形态和权利形态。针对非物质文化财产的物质形态保护面临的危险与挑战,提出应更新保护观念,建议在“管理”“弘扬”“保存”和“保护”上下功夫,完善非物质文化财产法律体系。     

行政、事业单位“三用”合同人员劳动法律关系探讨

目前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存在雇用、聘用和派用三类合同人员的选任和监督失控,他们也因合同性质不明确、实体权益和诉讼权益保障缺位,鉴于＂三用＂合同人员的特殊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事业单位＂三用＂人员管理办法》,将其界定为＂劳动者＂,对他们的合同性质、选用与监督机制、权益保障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商事组织中信义义务的源流及其嬗变

信义关系是合伙、公司、信托等商事组织内特定当事人之间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依据信义关系中托付人或受益人的多寡所形成的法律规范分为私人信义关系与公众信义关系、专业信义关系与一般信义关系(general relationship).因信义关系而生之信义义务起源于罗马法上的"信托遗嘱"制度,后经过英美判例法和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发展,逐渐成为民、商事关系中合伙、信托、代理等行为的基础及公司中董事、控制股东的一项法定义务.信义义务以诚信为基础,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所衍生出来的新义务,类似于合同上的"默式条款".他的存在可弥补法律漏洞,节约交易成本.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因受信者主体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略论票据留置

票据留置是留置权人以对价持票人身份直接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普通民事担保行为。除了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外,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立法还没有票据留置的专门条款,但票据留置在国内外的银行、公司、海商和国际贸易等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鉴于我国担保法上留置对象规定过窄,为实现担保债权和交易安全,建议应借鉴国外留置权立法的经验,扩大留置的范围,放宽留置权的实现条件,具体按照三种立法模式,加强我国票据留置立法。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立法初探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当事人有劝募人、捐赠人、受赠人、转赠人和受益人。现实生活中依捐赠人参与慈善的方式,有个人慈善募捐、个体向他人直接捐赠和个人设立基金会三种类型,目前在捐赠程序、捐赠当事人法律地位、捐赠财产归属等方面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建议修订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个体慈善捐赠组织的合法地位,加强个人慈善捐赠人权益的国家保证,制定受益人的选任标准,规定个人慈善组织的监督和法律责任。     

论律师信义义务

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代理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论经营者之权利——兼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耆权利规范的缺位井未引起学术界和立法者的重视，消法的立法价值也偏离了公平与正义。随着科技和商业的发展，各种新的消费现象出现，损害经营者利益的消费者不当行为也应运而生。保护经营者权利，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今后的立法及实际操作中，应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强弱关系重新界定为平等关系，完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中消费者义务规范，增加经营者权利与救济条款，严格界定消费者行为和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