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辩证法——章太炎平等观新论

章太炎显示出了对现代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政治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等多个方面。但是,章太炎的平等观发生着辩证法运动。他从真如哲学出发,一方面成功的论证了现代平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真如哲学却又只能论证抽象的平等,对现实的不平等无计可施。同时,真如哲学所具有的唯我论缺陷又悄悄地瓦解了平等的可能性。     

章太炎自由观新探——以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为中心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辛亥革命的理论先导章太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中阐释其自由观,以"无待"来理解形上自由,在"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中,通过"我"之成立及其可破,在确立形上平等的同时也确立了形上自由;在认识论领域,通过和《荀子》、《庄子》、佛学等的对话,章太炎对认识上的自由的获得机制本身、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科学规律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然而其佛学的立场又有将真实的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归结为虚幻的心灵构造的嫌疑;在伦理学领域,章氏讨论了自由人格的培养问题,其核心就在于通过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从中挖掘出"依自不依他"的原则,并试图复活传统道德条目以应对现代处境。     

崇高之情何以可能——从现代情感本体角度对王国维、梁启超的合论

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特征是崇高之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已经对之作出了反思。王国维认为培养“完全之人物”需要进行情育,并提出了情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壮美之情的教育。他对叔本华天才说的补充使得情育是可能的。但是,在如何展开情育的问题上,他的思考不足。梁启超则提出了尚武、进取冒险和权利思想,从康德崇高的培养需要人生哲学作某种转换的角度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情育如何展开的问题。但是,晚期的王国维回归了传统,认同了优美;梁启超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其诞生十分艰难。     

中国现代自由三义——一个导论

自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戊戌时期起,历经五四运动,直至当下,各大社会思潮都对之有所述说。我们把自由的主线理解为主体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和主体(人)都从本然的状态改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自由的状态。为了成功地做到"两个改变",需要认识论、方法论的辅助和政治哲学的辅助。以此为背景,自由呈现为认识自由、政治自由以及人格自由。而在论述策略上,我们将观念、概念、范畴的研究转化为对于问题、次一级的概念和组成环节的研究。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现代自由观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诠释自由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专利。     

走向现代中的传统——“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1日至24日,上海市哲学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论文30余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现代哲学》、《学术界》、《学术月刊》等刊物的编辑也参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逍遥游”——以冯契之庄子研究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得以体现的一个维度就在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之中,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解读便展示了这个特点。冯契看到了庄子一定程度上否认人们能够把握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但庄子对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矛盾的揭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运用辩证法人们可以得到此种自由。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这种消极性相反,冯契认为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肯定了劳动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审美的自由。在此,冯契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庄子作出了解读,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包括冯契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庄子的政治哲学层面的自由观给予了消极的诠释,但中国近现代思想从未高度重视庄子的政治思想,这表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庄子思想,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生长点,包括庄子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将再次展现其深厚的意蕴。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蔡元培政治思想简论

蔡元培的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社会思潮,而这些社会思潮可以囊括在进化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下加以讨论.民族主义构成了蔡元培的思想底色,它又与进化论、民权主义、中和主义、世界主义相连.蔡元培在义务重于权利的格局下讨论民权(自由权),以一种中和主义的方式建构自由,在高扬个性主义的同时又处处不忘群体的自由,凸现了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使得其自由主义思想处于某种紧张之中.同时,蔡元培对共产主义的平等内涵十分倾心,但是,共产主义可能颠覆民族主义的倾向触犯了蔡元培民族主义的神经,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促成了他1927年列名"清党"名单.     

论章太炎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批判

众多证据表明,黑格尔是现代性的集大成者。在解放后对黑格尔展开系统批判之前,20世纪初的章太炎便对之持批判态度,成为了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首击。章氏的批判恰恰发生在真如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对单线进化观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等章氏哲学体系的关键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章氏现代性批判的面貌。和黑格尔"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构建本体论不同,章氏构建了以真如-阿赖耶识为本体的哲学思想。针对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成为了单线进步观的哲学基础,章氏从真如哲学思想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构。针对黑格尔哲学还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制不同文明统一发展,章氏提出了"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主张加以应对,为不同文明自身的合法性寻求辩护。然而,由于真如-阿赖耶识体系自身的复杂性,章氏的批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