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

文章仔细疏解了伯里克勒著名的"葬礼演说",探讨了"法律"、"自由"、"美德"、"荣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诸种议题,认为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言辞中的"美好城邦".     

一个异邦人身在异邦——对《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进场歌"的解读

古希腊悲剧的"合唱"分为"进场歌"(paro-dus)和"合唱歌"(stasimon)."进场歌"是接着戏剧"开场"之后由歌队(chorus)唱出的,通常志在抒发一种情感反应,并且"进场歌"中的角色一般只有歌队或歌队长.就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忒拜剧(Theban Plays)而言②,其中<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进场歌"显得异乎寻常.     

俄狄浦斯的命运与城邦的信靠

从<俄狄浦斯王>到<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俄狄浦斯的命运呈现了理性对抗虔敬、理性向虔敬转化的轨迹.索福克勒斯正是借助俄狄浦斯的故事告诚城邦的统治者,必须同时面对并接受人的必死和人的虔敬,并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审慎地处理自然与神圣、理性与虔敬之间的关系.     

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与柏拉图式“哲学生活”

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揭示了雅典帝国领导者否定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或"不关心政治"的生活态度,展现了雅典的"行动哲学"和正义立场。而柏拉图式"哲学生活"则表明,在任何一个类型的政制中,由于缺乏正义可言,真正的哲人只好选择过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     

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伊斯墨涅往往被看作是自私、怯懦和卑微的女性。这种观审只是停留于伊斯墨涅的面纱。实际上,由于家族的伦理罪孽,伊斯墨涅对于政治伦理的自然秩序、家族“共同的爱”和正义都持有一种饶有意味的立场。     

人的骄傲与人的限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三组“合唱歌”释义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俄狄浦斯王》的“第二合唱歌”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第三合唱歌”,分别表达了“奇异的人”应当遵奉神圣正义和人世法律,人的骄傲应当服膺于虔敬,人的限度关联节制和审慎等议题.从整体上看,这三组“合唱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的咏唱,呈现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伦理奥义.     

西西里远征之后的叙事策略与政治——修昔底德《战争志》第8卷释义

"演说"是修昔底德<战争志>最突出的叙事法则,也是雅典民主政制的象征,但是<战争志>惟独第8卷不见"演说".文章根据修昔底德的叙事策略,阐明"演说"的缺席意味着雅典政治品性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已演变成斯巴达式的"审慎"和"畏惧",并进而论述阿尔克比亚德的"恢复"、雅典式的"审慎"和"最佳政体"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