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澄明的阶梯:从真“人”到真“物”——论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

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思考“此在”如何使“在”“明”起来 ,来思考那被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的“存在意义”,其重要的内容是对此在“历史性”、“有限性”的分析 ,消解传统形而上学。这是前期海德格尔试图克服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 ,他仍然还有建立一种基础存在论的梦想。后期海德格尔改变了运思的思路。他由“物的纯真”和“人的诗意栖居”两个方面“思”“存在的真理”,要求人们“听命于存在的邀请”、“居于存在的近邻”。海德格尔思路的转变凸显了他在两级阶梯 (“人 -物”)上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奥秘 ,是对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运作进行清算的伟大尝试。     

从"实体"到"超人"——海德格尔论主体问题的发展过程

主体问题构成了形而上学的重要维度 ,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归结为命题“存在状态与思想” ,进而从存在者与人的关系角度回顾了形而上学史上主体问题的孕育、发生、发展和完成。本文对海德格尔的回顾作出分析 ,指出此回顾植根于其思想主题———存在问题 ,并对其“主体问题完成于超人学说”的结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和限定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无”？

海德格尔看来，无的问题之所以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中无法得到回答，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并且从存在者的角度将“无”看成是存在者（或“有”）的某种缺失。海德格尔对于“无”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三部作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把“无”理解为世界的无意义和此在的“向死而存在”；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把“无”看成是世界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跌落”或“沉没”以及相应的“无之无化”；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并且放弃了他之前的生存论思路。他借鉴了谢林关于“实存”和“根据”的区分，把“无”和“无根据”联系起来，认为“无”既意味着“无根据”，又是“无根据”中建立根据，也就是“建基”。在此之后，海德格尔很少讨论“无”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无的问题消融在更具普遍性的存在问题之中。     

从存在到“大道”——海德格尔的思路

关于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演变以及所谓思想的“转向”问题,一直是“海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思索。本文认为,前期海德格尔立足于此在分析所作的“有—无”之辨,意在反传统形而上学,本身却仍停留在形而上学中;三、四十年代海氏实施思想“转向”,围绕“真理”(Aletheia)问题所展开的“显—隐”之辨,实含有更为彻底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立场,并且直接导出后期的“走向语言之途”,即走向“大道””(Ereignis)之“说”(Sage)。从存在到“大道”,就是海德格尔转向非形而上学的思想之路。     

海德格尔与尼采论上帝之死的契合与分殊

上帝之死作为一种哲学事件,并非尼采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传统形而上学延伸的必然后果。海德格尔将尼采对该事件的描述与刻画置于价值论领域,并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存在论领域,两者的解读也有契合与分殊之处。尼采和海德格尔均以上帝意指超感性世界,并将其与形而上学缠结在一起,因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尼采认为,上帝之死是因其面对丑恶之无能、救赎之无望而远离在场;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之死是主体世俗性对上帝神圣性的僭越。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最根本的现象是技术,技术是“现代性”的标识;而现代技术的哲学基础就是近现代主体哲学。因此,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其次是对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开启了他特有的纯“存在论”本体论作为现代性及其技术批判的哲学基础,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域来看待“现代性”与现代技术。     

“道说”与“家园”--海德格尔哲学解读之三

为了向“思想贫乏”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 ,海德格尔走了一条由“存在”到“道说”的哲思之路 ;“道说”———本质的语言就是存在之家 ,体现了海德格尔语言观的最大特色 ,即从存在论和世界观的角度揭示语言与存在的本质联系 ,重新奠定人与存在、人与自然新关系的基础 ;正确面对和接受现代科技文明的挑战 ,改变“无家可归”的命运 ,人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诗意地栖居” ,就是在“倾听”自然这个“神圣者”的“道说”中通达存在之真理 ,进入精神之家园。     

“Und”,解读海德格尔思想的钥匙——兼论海德格尔时间思想的发展

本文从与 (und)的角度考察了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 ,指出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用关系生成来反对形而上学的实体思维 ,即“物”不是实体物和现成物 ,而是关系物和相对物。前期海德格尔的关系生成思想仍然留有主体形而上学的影子 ,是人类中心论的 ;后期海德格尔基本上是反人类中心论的 ,呼吁人们对座架持一种自由态度。本文还考察了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核心观念———时间 ,认为时间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问题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与神学的三重关系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在其存在之思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这种解构工作与基督教神学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重密切关系.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而言,弗莱堡早期海德格尔的“宗教课程”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已经预示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断解构;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而言,尽管解构工作的神学指向并不完全清晰、始终一致,但是透显出要求由某种“宗教诗学”代替传统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的趋向;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而言,虽然它对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无可匹敌的广泛影响,但是对这种解构工作的神学运用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