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鬼》考

关于《山鬼》 ,旧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山之精怪说” ,二是“鬼、神同意说” ,三是“托鬼言情说”。文章用大量事实指出了旧说之误 ,提出了“山鬼”系“山”之误的观点 ,并提出了山鬼为男性的主张 ,认为《山鬼》篇乃是通过女巫对山神相爱、相思、相怨的表演 ,而达到娱神的目的 ,以求得神灵之护佑。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     

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传统认为“汉学”盛于清世 ,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 ,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 ,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 ,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 ,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

为了推动楚辞研究的深入开展,我刊约请了十位从事楚辞研究的学者组织了这次笔谈,限于篇幅,我们对来稿略有删节。     

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

中国文学的自觉,经历了文字自觉、语言自觉与文学自觉三个历程。汉赋则是语言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以反政教、反朴野的艺术精神,在审美追求中,完成了文学由奴婢地位走向独立自由的巨大进步。对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离骚》管窥之一——皇览揆余于初度兮

“皇”字自王逸释为“皇考”,王夫之《楚辞通释》申之曰:“皇,皇考省文”。似成定论。然此解释有三可疑:古籍一中从不见有皇考省称为皇之例。据王逸说:“皇,美也,父死为考。”则皇考为偏义复合词,皇修饰考,如可省当省皇而存考。二、摒北方诸子“明一者皇,察道者帝”(管子·兵法)的陈说且不论,即使在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鲧禹神话考

说起鲧禹,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们治水的悲壮故事,想到由禹所建立的夏王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大裂变。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并非历史或治水神话曲曲折折的传说,而是这个神话的底蕴和其反映的夏人对世界及其自身发展的认识。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