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金元赋史述略

金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借才异代”时期，“国朝文派”时期，国家危亡时期。第一时期留存的作品太少，不足以见其特色；第二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的创作蔚为大观；第三时期由于时代的激变，古赋的创作精彩纷呈。金朝的赋学传统来源于北宋，每一时期都有受宋赋的影响而创作的文赋。元赋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征服金宋时期的赋，恢复科举之前的赋，恢复科举之后的赋，元末的赋。第一时期多沿袭金后期的古赋；第二时期由于由宋入元的作家占据主流，所以律赋和文赋也影响了此期的创作，而且由于这些人多受宋末理学的影响，许多辞赋充斥着枯燥乏味的说教；第三时期、第四时期由于科举的恢复，元廷从政策上设定“古体”，后两期的赋基本上是古赋的盛行了。     

论储光羲诗歌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儒家的“亚圣”孟子则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爱民”、“恤民”、“制民以产”、“不违农时”、“劝民农桑”的观点,又以“与民同乐”为最高表现。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储光羲,一生爱民、恤民,有着深厚的“民本”意识,其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民本”情怀。     

元明两朝辞赋复古之差异

元明两代是辞赋史的复古时期,元代提出了“祖骚宗汉”的赋学宗尚,明代以“唐无赋”的提法最为人所熟知。但二者复古的内涵却是有差别的,“祖骚宗汉”确定了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而“唐无赋”则在“祖骚宗汉”的基础上,把六朝骈赋也纳入宗尚的范围,扩大了复古的内涵。从创作实际来说,元赋除祖骚宗汉之外,由于文学的延续性以及赋家文儒相兼的身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承袭宋朝文赋的作品,成为浦铣“宋、元赋好着议论”的重要依据。明赋则除祖骚宗汉之外,万历以后拟六朝骈赋增多,甚至超过骚体赋,这与当时“文选学”的复兴有一定关系,故“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     

宋金遗民词人异同之比较

宋金遗民词人的相同之处表现在"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以故国文献自任的使命感上。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心理的差异,金遗民既不像宋遗民那样对其故君、故国有一种痛彻心肺的依恋,对覆灭其宗国的蒙元统治者也不像宋遗民那样有非常强烈的抗议情绪。     

清澹自然树盛世新风--论张九龄的诗歌创作

本文一反把张九龄诗歌创作定位在初唐的普遍观点 ,认为其清澹自然的美学风格正适应了开元时期的社会思潮 ,是盛唐之音的表征。并以评论与作品相结合的方式 ,论述了其诗歌清澹自然的内涵 ,以及其能树一代新风的原因     

元朝后期的骚体赋

元朝后期,骚体赋盛行一时。赋家的祖骚不仅表现在对楚骚字词、意象、境界等表层的模拟,更深入探讨《楚辞》的句法结构、题材内容、审美表现等,从深层拟骚。骚体赋的盛行,一是恢复科举后朱熹《楚辞集注》的影响,二是由于祝尧、程端礼、陈绎曾等赋论家的提倡,此外与元朝赋家的地位和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其优点是多少改变了科举赋千人一面、缺少创新的缺点,也使枯燥的程式赋多了几分情韵,缺点是大多赋作缺少屈骚感情的深度。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也谈《乐府补题》的寄托

对于《乐府补题》的寄托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且大多具有坐实时事之失。从文本出发来看,认为咏龙涎香主要传达遗民们的今昔身世之感;咏白莲主要传达遗民们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但也有例外;咏蝉主要表达词人们怀恋往昔、否定现在的情感倾向;咏莼当作于王沂孙庆元归来的盟友聚会,有对王沂孙的赞赏,也有抱定终隐的表白;咏蟹是在终隐者逐渐变少,遗民们表达要像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