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刘埙《隐居通议》“古赋”选评的赋学意义

元初刘埙《隐居通议》的“古赋”二卷,以盱郡乡贤辞赋为选录宗旨,以“风骨苍劲、义理深长”为思想艺术标准,既强调对国运、政治的关怀,又推重骚赋体式、悼亡吊古题材与“悲哀缱绻”情趣,兼具古赋文献与古赋评论的双重价值特色,从而先于祝尧《古赋辨体》成为元初古赋理论的代表,在由宋入元的赋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古赋辩体》版本研究

元祝尧所编之《古赋辩体》10卷,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该书现今可见的版本有6种:明成化二年刻本;明嘉靖间3种刻本(熊子修刻本、康河刻本、苏祐印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本文对这6种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文字比勘,认为成化本是现存诸版本之祖本,该本据祝氏家藏稿本刻印,文字准确,内容完整,可以校正此后诸版本之错讹,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祝尧的赋学观念与赋学成就.四库全书本对祝尧原书有所删削,十分可惜,但其中文渊阁本文字可靠,书法隽秀,使用颇为方便;而文津阁本则错误较多,其价值远在文渊阁本之下.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一代辞宗──齐梁之际文坛领袖沈约

沈约为齐梁之际文坛领袖，史称“一代辞宗”。其诗隐约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所创新。其文章在当时亦属大家。其赋音节和谐，属对密切，处于古赋向律赋转变的中间环节。他的文学思想相当丰富，有不少有益的见解，其声律说影响尤为深远。在齐梁文坛上，为推动文学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