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制衡与并购绩效

通过构建一个简单模型,分析大股东控制下股权制衡在并购绩效方面的治理作用并展开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其他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提高公司并购后的长期市场表现与会计业绩,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其他大股东的存在减少了公司关联并购的发生频率。这些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具有监督与防范控股股东利用并购转移公司资源的能力并由此提高公司并购效率。     

股权结构、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性制度缺陷以及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过度投资"已成为制约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上市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的更为普遍,程度也更为严重;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加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不仅没有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状况,反而有加剧的倾向.     

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根源及其治理

根据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行为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造成国有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的根本原因。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深化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减持国有股、完善股权结构,进而改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采取多种措施清欠大股东占款,遏制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再发生,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全面提高。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权:一个模型分析

本文提出了在"一股一票"投票原则下测定第一大股东控制权的一般化模型。这一模型不但能够计算第一大股东对公司决策的控制程度,而且它表明随着有实际投票权大股东数量的增多,第一大股东对公司决策的控制程度也随之提高。     

"一股独大"与股权制衡——基于深交所中小上市公司的分析

股权结构是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公司业绩.文章采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构成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也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论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

大股东治理是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本文分析探讨了大股东的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效应,并提出了优化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相关措施。     

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与CEO选聘决策

家族企业积极引入并利用非家族资本时,CEO人选对其职业化经营和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基于2004—2017年中国2065家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其对家族企业CEO人选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大股东和非家族大股东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显著负相关。非家族大股东类型越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但家族股东数量增加会抵消这种作用。横截面差异检验表明,不同类型非家族大股东对CEO人选具有不同的影响,未发生代际传承、由家族直接创办、审计质量较低的家族企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家族式的非制度管理可能成为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积极引入非家族股东并保持权力制衡有助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这对于企业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大股东利益输送与投资者保护--一个分析框架

大部分国家的企业股权是相当集中的,现实中控股股东有时无助于监督管理者,而且还会掠夺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造成危害,也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在我国市场上能对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进行投资者保护的力量主要有其他股东力量、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审计师等.     

公司绩效与经营者变更：上市公司政府控制权的差异

基于政府控制权差异，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并据此检验了经营业绩和经营者变更的关系。根据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看，公司绩效对经营者变更有显著负向作用；其中。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的经营者变更对绩效的敏感性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公司：一般法人控制型公司和国有法人控制型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经营者变更后短期内显著下降：无论哪类公司的经营者变更都没对业绩发挥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为转型经济中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大股东的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基于托普软件的案例研究

本文结合托普软件案例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支撑行为(propping)和隧道行为(tunneling)的动机及实施途径,并对相关的治理机制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是大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支撑行为的目的在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指标,而隧道行为的目标是实际资源向大股东转移,通常不影响当期业绩,但对公司价值和小股东利益造成长期损害。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是制约大股东行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