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     

土地财政与中国房价实证分析

从土地出让金的角度，采用加权平均数方法对我国近几年房价构成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金是影响我国房价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提高土地税收和将 GDP 不作为政府考核的唯一标准来抑制房价。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污染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伴随而来的典型问题之一是严重的土地污染。文章首先基于现实资料分析了我国土地污染的基本状况;然后,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对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活动影响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土地污染问题的产生机理;最后提出了若干防治土地污染以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良性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构建完善的防治土地污染的法律体系、建立"五位一体"的土地污染防治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土地污染详情调查研究。     

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完善对策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湖南湘西土地流转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矛盾、流转承包权益低、流转纠纷多、土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样流转形式;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规范流转程序,严格监管;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化:现实困境及机制重构——基于成都等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践的思考

各地陆续开展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试点,既体现了土地指标配置的市场化突破,也因中央政府的风险防控需求、指标交易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地方政府权力的越位及缺位,而面临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机制扭曲的困境。应当明确指标交易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警惕盲目扩大市场化引发指标交易制度异化的风险,以坚守底线与风险防范为前提,将指标交易定性为土地开发权转移的本土形态,统筹推进指标交易与"三块地"改革,重构指标交易市场化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