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读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诗歌表达了欧洲 19世纪初期最先进的思想。雪莱被誉为“从头到足是个革命者”(马克思 )和“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 )。他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赋予古希腊神话以新的活力。整个诗剧象征着未来的社会变革 ,表达了诗人反对专制统制 ,反对宗教迷信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雪莱不愧为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吃讲茶"习俗与民间纠纷解决

"吃讲茶"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一种专门的解纷习俗。它的解纷模式属于不同于国家解决和个人解决的社会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以临时集会的形式,以茶馆为纠纷解决场所,以"中人"或茶客为解纷主体,将民间调解与民间审判有机结合。它所走的多元化解纷路线、它对民间和谐文化元素和民间公共舆论场所的利用等因素,对于矫正中国今天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诉讼单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 ———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     

浅论早期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中西方习俗与语言教学探索

通过具体事例指出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差异,重申了解中西方习俗差异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尤其体现在英语语言教学中,中西方习俗差异与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培养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教学中,教师应扩大学生接触异国习俗的范围,使他们提高对中外习俗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达到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回族习俗中的法理学思想探微

回族习惯法是回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调整回族成员内部的社会关系并为其成员共同奉行的行为规范。本文通过对回族习俗的描述,探讨回族习俗中的法理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在回族地区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回族习俗中的法理学思想与现行法律的共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两者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