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四端”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孟子修身“四端”学说的基本内涵,厘清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个传统视角并提出相应建议.     

朱子哲学里的四端和七情

四端和七情问题不是朱子学中的大问题,只是在性情问题上有所言及,但在韩国儒学那里却得到了深入和详细的讨论.这样的问题意识终究是来源于朱子哲学内部的,所以为了研究韩国儒学的四端七情问题,并基于对朱子心性学的一种新挖掘,本文力图弄清朱子自身对四端七情及其两者关系的观点.     

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哲学阐释

孟子仁学能够同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充分展开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人即仁,仁即人。人、仁始终统一。"不忍人之心"是可感、可知的,随意而发,随情而生,它可以与经验事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获得形上的本体超越。人之"四端"萌动,仁意呈现。一切体仁、达仁的追求都不过是"四端"的发现与推广。"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上区别于动物的仁义之道,进而达到仁性本体。而以"亲亲"释仁,则准确地获得为仁情感的源发性与真切性。行仁、为仁的底线伦理就是敬爱父母、尊重父母,即善守孝道。王道艰深,但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     

古时温州人送礼习俗小记

<正>据李敖的老师殷海光研究,中国文化中"孝"字的意义被无限扩大化了,所以古人送礼之事,首推寿礼。《红楼梦》中描述贾母80大寿送礼情景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一般认为,韩国理学家李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李退溪"理发气随",其实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栗谷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因此,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作细致的思想分析。     

朝鲜时期“四端七情”之辩述论

"四端七情"之辩是朝鲜时期学术史上的大事。朝鲜大儒李滉与奇大升、成浑与李珥先后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辩,从学术争鸣进而影响到朝堂政治,对朝鲜王朝中后期的学术发展影响至深。引发这一时期学术辩论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外部条件的刺激,亦有学术内在理路发展的必然。论辩过程中,参辩各方对于朱子学的有关论点进行了激烈争辩,并就某些问题取得了共识,从而使得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得以完善,促进了其在朝鲜半岛的繁荣与发展。     

船山哲学中性善论的现实意义——以《读孟子大全说》为中心

船山认为人是同时具备生物学和理性层面的善的存在,而包含这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人的特性是善的。这种性就像气每天产生、每天形成一样。他认为不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善并不存在于类似气、质、习、外物等处,而是在与类似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之类的外物交流中得不到“位”时产生。不善并不是根据绝对标准而被规定为恶,而应该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因关系背离而导致的相对性上来把握。船山的性善说不仅有助于克服从只重视肉体或精神的某一面而排除另一面中所产生的不均衡文化意识,而且在克服今天因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形成健康的共同体文化方面亦可作出理论贡献。     

朱熹哲学中的“仁包四德”论

本文以朱熹"仁包四德"思想作为立论依据,与《春秋左传正义》和《孟子注疏》以及二程对"四德"的阐释进行比较,从"生意流行"、"四德"与"四端"以及仁与"四德"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朱熹对前人"仁包四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特色,特别是从体用、已发、未发以及心统性情的视角展现了在宋代理学视野下的仁包四德论思想,从而获得朱熹仁学思想整体上的把握。     

儒家伦理本体思想的基本肯认──评傅伟勋的哲学

傅伟勋博士以其完备的语言及训练有素的学术,对儒家心性论进行较为全面的现代诠释,从肯定传统儒家的伦理本性入手,结合“内圣外王”的社会实践,为自我修养达致天下共善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了克服现实与理想间的矛盾,他进一步提出了伦理本性乃道德教育之前提及“现实存在”与“真实存在”一致性原则,从而奠定了道德“外铄”的理想基础。然而,其理论本身却存在着不可证实的矛盾,从而陷入了理论前提与思想展开间无法推论的逻辑困境,同时这种诠释亦已超越传统儒家理论域限,从而不自觉地迫使传统儒学的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