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苏轼历史学说研究

苏轼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论述历史来阐述唯物主义,讲求知命必尽人事;主张人性有好恶、有善恶;历史发展动力上强调事出有因;用联系的、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正统论;其知人论世的写作标准、反对成说、讲求信史的史笔论以及多种论人方法无不为后人称道。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论岭南诗人张维屏的诗歌理论主张——以《国朝诗人征略》为中心

《国朝诗人征略》是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所著的大型诗话汇编。张维屏的诗歌理论,没有专门的结集著作,只是散见于《国朝诗人征略》中,通过对《国朝诗人征略》中张维屏辑录的评语以及他本人撰写的评语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张维屏的诗歌理论主张:一是坚持"经世致用"的选诗观,体现在对"诗人"概念的拓新和对诗歌题材的选择上;二是标举性灵,肯定"真性情"、主张"诗中有我"、强调"学力";三是运用知人论世的诗歌批评方法。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吴伟业知人论世观内涵新探

吴伟业知人论世观与其以"心史"为"诗史"的文学思想相结合,既突破了传统知人论世批评的政治教化决定论与"文如其人"的思维模式,又突破了明代诗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具有明清之际知人论世批评重经世致用与时运的共同特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旷达胸襟恬淡情怀——也谈苏轼《定风波》词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妙在寓生活哲理于日常情景中,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情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静气交融互济,相得益彰,表现出作者坦荡旷达的胸怀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大学语文》编者所谓“全词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生活中痛苦复杂的心情”则与原作意象不合,又谓“退隐”云云也失之穿凿。我们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把握全篇气脉并设身处地以求情、景、理的圆融浑一,庶可接近原创进而得其神韵。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