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年谱编撰:作者、体例与编写策略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作为人物年谱的一个类别,出版家年谱在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出版家为谱主的年谱编撰者有三类,即作者自撰,谱主的朋友、门生和子孙所撰,后世学者撰写。以上三类各有其利弊得失,做到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并非易事。出版家年谱的编制体例,既有专谱、通谱,也有合谱。编写纯而又纯的职业出版家年谱相对容易把握,而更多属于身份多重的“兼职”出版家,其年谱编撰需要有明确定位和叙述边界。出版家合谱不等于合刊,其中的区别需要厘清。在实际编撰工作中,编写者还需要注重将史料性与研究性结合,处理好实事求是与为尊者讳的关系,同时更加重视书信和日记等史料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洪兴祖《韩子年谱》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和价值

洪兴祖的《韩子年谱》是宋代韩愈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不仅在年谱形式上有所开拓,而且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更宽,对史实的推求更加详密,对作品系年用功更多,也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判断。由于作者对于唐代史实和谱主事迹的深厚学养,该年谱至今仍是韩愈生平研究中重要的参考文献。从年谱这类著作形式发展的历程看,它也是年谱从草创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答易彬先生对《艾青年谱长编》的批评

易彬先生撰写的《年谱材料的误用与谱主形象的塑造——对于〈艾青年谱长编〉的批评》一文,批评《艾青年谱长编》存在“误用”、“塑造色彩”和“遮蔽”三个核心问题,同时没有阐述艾青的文艺观点等。本文认为恰恰是该文使用了错误的证据,结论多有主观臆断的成份,而且混淆了年谱与评传文体的本体特征。       

《巴金年谱》(上、下卷)出版

本校中文系副教授唐金海和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张晓云负责编著的大型《巴金年谱》,最近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之后的又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卓著文化名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出版家。这部《巴金年谱》,在查阅谱主一千万言著译、参照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大量研究成果、综合中外一些罕见史料的基础上,又广为走访谱主亲朋好友,多次拜访巴金,采新撷翠,剔误钩沉,考证检实,摘精荟萃,以求文必有依据,有创新。该书正谱叙述谱主本事,副谱分“当月”和“本月”。“当     

务信弃奇 析理居正——简评《朱熹年谱长编》

年谱不仅能补充史传不足 ,纠正碑状疏误 ,更有着国史、家传所不可替代的价值。朱熹年谱更是如此 ,此“一人之史”者 ,实为南宋文化学术发展具体而微的写照。《朱熹年谱长编》是束景南先生历时 1 5年撰成的一部厚重之作(该书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1 2月出版 ) ,它的出版必将极大推动朱子学及整个宋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书资料翔实 ,考证精确 ,谱叙详备。作者并非因袭旧谱 ,而是沉潜下去 ,进行了长达 1 9年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 ,大量的新资料正是在这一番扎实的钩稽过程中浮现出来的。由于旧谱框架已经无法涵容这些新史…     

一部精心考稽、濯旧出新的年谱——评李震著《曾巩年谱》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曾巩精于经史儒学,文学修养深厚,生前享有盛名,身后也备受推重。曾巩年谱,南宋朱熹首撰。他根据曾巩的有关集子、宋史及他书旧闻,编成《南丰先生年谱》一卷,但是其谱未能流传下来,仅存谱序。后又有清人姚范编《南丰年谱》一卷,杨希闵编《曾文定公年谱》一卷、孙葆田的《曾南丰年谱》(抄本)等,但大都仅具轮廓,学术成就不大。三十年代,王焕镳先生编撰了《曾南丰先生年谱》。此谱纂结甚详,但也存在不足,如谱主活动的历史背景不充分,有关谱主的文学活动也不尽完善,并有一些…     

对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赴学寻问”的江苏巡抚的考辨

我国著名的学者、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曾于一九二八年手订《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为我们研究作者和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年谱》在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和一九○二年(二十八年)记载有关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事说:“‘江苏巡抚恩铭赴学寻问。教士辞已归,惧有变,亟往日本避之’。于是东渡”。我对“江苏巡抚恩铭赴学寻问”一说,曾撰文指出是章太炎记忆的错误。①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该书系统地搜集谱主论著和有关资料而编成,很有价值。但书中叙述一九○一年、一九○二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     

谢灵运年谱

谢灵运是南朝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为其撰写年谱者甚众。本谱特色有二：一是尽可能把谱主 的行事细化；二是注意谱主与时事、与当时重要人物的关系，便于读者了解谱主在时代坐标中的创作与行事。     

从自撰年谱看中国年谱在明代的大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类年谱数量增长,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自撰年谱是建立于明代的年谱新类别,其独具的撰写特色打破了宋元时期以名儒为基本修谱对象的约束,谱主群体日益扩大,并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趋势。明人年谱在编撰体例规范创新、不断完善的同时,保持了题名的多样化特征和编写手法的灵活性,使明代年谱的编撰活动呈现持续繁荣,并为清代中国年谱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明遗民姜埰及其《自著年谱》

姜埰《自著年谱》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明遗民学者自撰年谱之一,重在叙写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及谱主的个人遭遇。然此谱并非完书,记事上起明万历三十五年,下迄清顺治十六年。此后十四年事迹,由其长子姜安节补续,始前后贯通。谱主据其亲见亲闻而笔之于书,保存了一些宝贵的史料,足以补正《明史》记载之缺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明人和宋词刍议

明人和宋词,即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的传播与接受的一种形态表现。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     

唐宋时期的罗汉信仰和罗汉艺术

自玄奘《法住记》译出之后,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在中国普遍推开。罗汉信仰虽源于古印度,然而,古印度尚未见到明确的罗汉艺术,因而,这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僧众的创造。中国佛教美术中常以高僧大德为模样塑造罗汉形像,其形貌分为梵汉两类。罗汉艺术自唐代始有遗作留存,至五代北宋时期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以贯休为代表的“禅月样”和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龙眠样”。前者为野逸派,以梵貌奇古为造型特征;后者为世态相,以笔墨线条展示艺术品位。北宋以后的罗汉艺术大致在这种风格的基本上演绎发挥,并成为最重要的佛教美术主题。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全宋诗·皇荂曲》作者邓林考辨

文章根据《全宋诗》第67册3520卷资料,对宋代诗人邓林的生平事迹及其《皇荂曲》之外新辑佚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辨。因为同时代姓名相同的几位邓林事迹相混淆,造成了《皇荂曲》作者邓林小传的模糊。据方志等材料对以下数位同名邓林作了深入辨析：A邓林,字楚材,福清人,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有《虚斋文集》;B邓林,新淦人,宝秸四年（1256年）进士;C邓林两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一为南城人,一为崇仁人。《皇荂曲》的作者邓林,字性之,号四清社友,为邓彝叔之子。进而讨论了《全宋诗》和《两宋名贤小集》邓林小传的失误。     

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举要

声律学为清代诗学的专门之学 ,尤以探讨古诗声调学说为核心 ,涌现专书数十种。本文叙录作者寓目的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二十种 ,概述其作者生平、全书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 ,并略评其得失及学术价值。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