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长征中教育农民士兵的方法及其现实启示

红军长征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奇迹。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士兵教育问题的重视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通过采用阶级情感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民主体验教育和典型示范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方法，促使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民士兵迅速成长为甘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红军战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士兵教育方法上取得的成就，从而获得诸如因人施教、因事施教、因地施教和因势施教等重要启示。     

翠屏区:四举措做好疫情期间劳动监察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宜宾市翠屏区人社局在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监察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是畅通维权渠道。在微信公众号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倡导劳动者通过网络或电话反映权益保障诉求,安排专人在线接听欠薪问题线索,向每一位来电劳动者做好政策解释和处理工作,将"线下"维权转向"线上"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共计接到企业和劳动者电话咨询50余个,12345咨询维权回复28个。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本文依据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应用广义倾向分方法分析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均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边际影响递减。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得到提升;但一般培训时间超过30天或专门培训超过120天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努力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适度调整农民工的培训时间,将有助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     

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状况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提出,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增加受教育培训机会,提高专业技能和胜任岗位能力",并将教育作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服务行业、建筑行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为主要调查对象,了解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与特点,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自身接受继续教育的动力意愿不足、企业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投资的动力意愿不足等问题,并据此提出要做好终身教育宣传、搭建继续教育平台、优化在职培训模式等解决办法。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社交媒体时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工具助推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社交媒体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传播的目标和策略上展现了独特的依存和"共谋"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挑战了旧媒体的传播逻辑和传播形式,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信息传播、选民动员、社会舆论引导、政党领袖形象塑造、政绩和合法性宣传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传播策略上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紧紧围绕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注重民粹主义的风格和修辞,并基于道德和身份框架设置议程,以实现民粹主义目标。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以民众的名义试图构建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的同时,也给欧洲的民主制度、民众心理、政治秩序和政党格局带来了一些现实的隐忧。在新的媒介传播平台推波助澜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未来的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