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的思想变奏

本文通过对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这一中国文化"黄金时期"的分析,指出思想解放,博采众家之长,进行创造性思维,正是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其特色.儒家成为正统以后,在汉以后千年未遭倾覆,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张力.     

自由是进步的唯一源泉--读密尔<论自由>的联想

密尔在《论自由》中论证了个人的自由权和社会及政府施于个人的权威的界限问题,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认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逆境中追求真理的经历,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兴衰历史及百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可以作为密尔《论自由》一书的最好注脚。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道德教化方面,以"独尊儒术"为基本指导原则,在对人"性"作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性待教而善"的重要观点,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设"教化堤防",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教化百姓.与此相一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道德学说既有值得继承的合理因素,亦有需要剔除的封建杂质,应当认真予以清理.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略评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 ,对先秦百家学说进行了一次总结 ,既纠正了诸子互相攻伐的片面性 ,又废除了焚书坑儒、打击迫害知识人才的野蛮政策 ,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大一统、薄税款、省徭役、宽民力、盐铁归民、以农为本、广设学校、用贤致治等 ,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和早期的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二

集权思想是古代政治结构和政权体制的产物，并成为大一统观念的基础。集权思想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在思想学术方面造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形。由董仲舒提倡，由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势加以固化的集权思想和独尊儒术，深深地影响到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