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追求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五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演进过程。五个文明构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给我们重要启示: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其蕴含着现代化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     

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组织建设的方针策略,恢复发展组织,壮大干部队伍.南方局的各级领导机构,适应形势发展,应对"反共逆流",改变领导方式,转变组织形式,清理调整组织,实现了组织的巩固发展,开创了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局面,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信仰上的坚定,坚持实践中的创新,以目标任务为方向,以制度建设为关键,以党员干部为基础则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留下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本质要求及其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作为真理游戏的电子游戏——跟随福柯的文本脉络探寻游戏哲学的建构可能

在当今日趋游戏化的世界之中，游戏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甚至难解难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为我们经由游戏的视角来反思生活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也为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肃乃至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游戏之中的反思来说服、引导玩家挣脱游戏装置的操控。在这个方面，福柯中后期所提出的真理游戏的概念具有深刻启示。他一方面展现出从权力向治理的转化，进而揭示出治理之中的两个要点，即引导灵魂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将真理游戏细分为从政治游戏向哲学游戏的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说服力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点。如何像苏格拉底那般进行哲学式的真理说服，而并非仅仅臣服于智者式的信念说服，也就成为引导未来电子游戏走向哲学游戏的一个重要线索。     

基于旅游者感知的扬州双东历史街区的发展对策刍议

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是古城扬州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体现城市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印证.了解游客对古街区开发成效的评价,建立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效果评价体系,分析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为扬州“双东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对策建议.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