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

传教士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因是生存需要.在沙勿略传教日本期间,经费来源是马六甲地方长官赠送的30桶上等胡椒.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经费缺口越来越大.最迟在1571年,耶稣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在范礼安首次远东巡视期间,这一活动被制度化了.他与澳门商人行会订立契约,每年为教会提供50担生丝份额,并任命专事此职的管区代表负责商品储备及流通、销售、资金调配等商务活动.耶稣会土的商业活动在教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及葡萄牙国王多次下令禁止,教会内外的派系之争又使得这一争执趋于复杂,但生存需要仍使得这一备受争议的活动经久不衰.     

辩士蒯通简论

蒯通是战国纵横家的一员,秦朝统治时期处于蛰居状态。他参加秦末农民起义,说降燕、赵数十城,功绩不凡。他先追随项氏,继而归附韩信,曾力劝韩信据齐自立,以与刘、项成鼎足之势。后投曹参,终老于齐。由于他追求的是谋主的成功,关注的是自己作为附丽者的利益,因而希望造成一个诸侯对垒互峙之局,竭力阻挠刘邦的统一战争。他目光短浅,不讲政治,摈弃道德,失败是必然的。     

九品中正制的名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曾出现过世袭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选士制度，在这些选士制度中，唯有九品中正制拥有诸多的异称，例如：九品官人制、九品、九品之制、九品中正官人法、中正制、九品及中正等，迄今未有统一、规范，为学界共同认可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哪个最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这一制度应以何命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为九品中正制，一是认为应为九品官人制。前者可参见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后者可参见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两文对各自的观点做了较为完备与深入的阐述。     

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

本文通过对宋、齐两代士庶之间的公事、私事往来与通婚等方面情况的分析,认为宋、齐两代士庶之间已经开始往来、通婚。其原因有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通常用来证明士庶不往来共坐的七个例子,认为其中大部分并不适用于证成士庶分别。文章的结论是:宋、齐两代士庶之界限正逐渐趋向于模糊、淡化。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人的社会角色建设:士与君子--《论语》社会学思想探微

《论语》是一部社会学理论底蕴十分丰厚的著作。作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孔子曾对社会、文化与人生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以零星命题和片断语录的形式结集于《论语》中。本文试从人的社会角色建设的角度入手，窥探《论语》社会学思想的独特风貌。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出版管理——以耶稣会为中心

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会为对这种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引入了欧洲的书籍检查制度，并根据中国传教区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变通。进行预防性的版前审查和发放印刷许可几乎构成了教会出版管理活动的全部，前期的管理由设在印度果阿的教会法庭执行，后期的管理则由在华传教的修会执行，措施逐渐走向现实可行。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