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     

现代社会的道德定位:责任自觉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褪,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现代人所处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解决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能是实现责任伦理的自觉。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责任伦理的自觉更具有现实意义。     

价值理性重构：建立国民法律信仰的必由之路

法律信仰的建立是世界各国法学界探讨的热门问题，也是我国解决目前执法、司法不公的必由之路。与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社会在价值理性的建构方面存在着很大不足，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重建价值理性需要汲取本土资源，实现社会主体、法律制度、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理性是教育对社会起作用的一个深层原因，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代科技教育导致了理性的畸形发展－单极发展，这使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都是极度功利取向的，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整合困难。改革教育，重构理性统一体，进而实现社会系统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重构。     

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公共管理理论是特定社会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的出现及应用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公共管理应理性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通过宏观制度建构、中观组织重构和微观的公民参与三个工具理性,来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学术职业绩效管理的工具理性批判

在政府推动下,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工具理性的泛滥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危害,绩效管理的工具理性对学术职业的可能冲击主要体现在“绩效主义” 迅速蔓延、浸蚀团队精神、教师的短期利益“偏好”,以及损害学术价值等方面.高校推行绩效改革,应该充分认识到学术职业的独特性,制定出多元化的绩效标准,建立绩效管理循环,还要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切实推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理性问责探究——基于41个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领域中的理性问责状况如何?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借助于对2004-2015年41个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运用"理性问责"模型检验了问责对象的层级、 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 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 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研究发现,问责对象的层级与问责结果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较弱;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和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在生产安全事故中的问责公平性有待提升.在生产安全事故中实现理性问责需要在权与责、 过与责对称性上继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