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提智祛贫根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张红全,是民盟中央机关干部,2017年6月派驻河北省广宗县葫芦乡伏城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当时,全村900多口人,大多务农为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2人。他把伏城村当成家,访民情、听民意,扶志又扶智,带领大家摘掉贫困帽,走上了富裕路。(见人民网、《河北日报》等)说来,扶志扶智算是老话题,但在祛贫根、奔富路上却是屡试不爽的新指向。     

自信与担当：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时代效应分析

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开启新征程,脱贫攻坚是当前最大难点。如何攻坚克难坚定信心一鼓作气积极稳妥推进脱贫攻坚战,是现实必须认真思考与实现的问题。探究习近平扶贫战略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初心、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来梳理它的时代价值,对继续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     

精准扶贫视角下企业与贫困户双赢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以六家涉农企业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编码方法,提炼出精准扶贫导向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基于探索性的多案例研究,结果发现:有效参与精准扶贫,需要企业设计出精准扶贫导向的商业模式,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引导及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实现企业与贫困户双赢.而企业与贫困户双赢的商业模式创新,首先,需要企业提出一个新的价值主张;其次,从本地能力、价值网络、关键资源能力、利益联结机制、盈利模式五大要素开展价值支撑措施;最后,为确保价值支撑不受侵蚀及价值主张能够实现,还要做好风险防范与应对的价值保持工作.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乐至县就业扶贫在行动帮扶就业“拔穷根”

2019年,资阳市乐至县以"精准、主动、服务"为原则,打出一套就业扶贫"组合拳",全面完成了就业扶贫目标任务。搭建平台,开展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为着力解决好返乡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困难群体就业,组织开展了"春风行动""就业扶贫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14场、"送岗位信息下乡"16场,提供就业岗位信息5000余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2113人,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121人。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