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突厥语大辞典》手稿和抄本及后人的整理校勘

本文根据国外研究成果就《突厥语大词典》的手稿和抄本及后人的整理校勘作了进一步的介绍。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读《西藏志》札记

<西藏志>是清早期一份关于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本文在介绍<西藏志>抄本、成书时间、文献价值之基础上,推定为此书乃驻藏大臣衙门内某一名(或数名)官员所编,并就其与<西藏记>、<西藏考>、<西宁府新志>、<西藏见闻录>之异同详加分析.     

《伯麟图说》考异——《御制外苗图》和《滇省夷人图说》述略

《伯麟图说》是清代重要的云南民族图册,然而学界一致认为早已散佚不存.笔者发现《伯麟图说》仍然传世.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御制外苗图》的图册是一部改绘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滇省夷人图说》保存伯麟"奏章"全文,证实"图绘"是奉"诏命"完成的官修之作,或是《伯麟图说》副本,或是抄本、改绘抄本. 道光《云南通志》收录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是有力的佐证.(清)佚名《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的完整无缺的文字刻本.《伯麟图说》原本中滇省夷人种类应是108种.     

超越时空的礼学对话——《〈丧礼撮要〉笺释》跋

曾祖彭天相先生这本历经百年之久的《丧礼撮要》抄本，终于得以由台北秀威出版社点校出版。本书（《（丧礼撮要）笺释》，以下原著简称《撮要》、点校本简称《笺释》）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祖彭天相先生《丧礼撮要》抄本点校、笺释。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及其流变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首先主要是以歌妓传唱方式进行传播的,为便于记诵出现了抄本形式的词集文本,这对温庭筠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适应歌妓的歌唱出现的歌本<花间集>,作为温词在后世传播中的主要媒介.为温词的持续性或永久性传世提供了根本保证,完成了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的转变.在这种转变流传中,还可能对南唐词产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一个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大发现——郑振铎搜救国宝传奇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郑振铎躲在“孤岛”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抢救收购珍贵图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