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棉业是江南历史上重要的支柱产业,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江南棉业海外贸易日益繁盛。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得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临危机和挑战,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遭遇和命运显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予以阐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修正性限制指数体系的构建——兼论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对象,在对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微量条款及原产地证书等要素,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特征,提出了适合测定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一套体系。以此为依据,计算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制造业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和中国对智利、中国对新西兰缔结自由贸易区前后贸易附加值的变化;据此论证了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程度,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的措施。     

中美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由于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状况及价值观念等差异所引起的贸易问题。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曾多次宣称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形势恶化。文章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贸易收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选取1993—2018年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额、美国失业人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对其影响效应更大；从短期来看，美中贸易逆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就业机会。因此，将美国就业问题归结于中国对美长期贸易顺差是不合理、不客观的。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和跨地区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方言距离对企业跨省份销售行为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识别因果关系及其深层历史根源,本文利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跨区域移民信息构造了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研究表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城市与销售目的市场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经济遗产。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在梳理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受援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6—2016年接受援助的相关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皆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援助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对受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实证结果发现,用于反映运输成本的指标"两国间的距离"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应侧重于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减少两国间的运输成本。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