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阮元在编纂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

结合阮元文献编纂实践的活动。简要论述了阮元的文献编纂原则，并指出阮元在编纂学方面一些观点、方法，仍对今天编纂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价值。     

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

鲁迅与扬州学派有着或显或隐的渊源关系.鲁迅的金石学研究,得益于王念孙的音韵训古;鲁迅轻儒重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启于汪中,或与汪相契合;鲁迅研究古小说,与焦循的戏剧理论相关联;而阮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他的金石著录,他的文学观点,都曾为鲁迅所关注,在鲁迅的思想与著述中留有印痕.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

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精审,号称善本,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但是其中也偶有误刻现象存在。本文就笔者所发现的六则误刻,多方参校稽考,为之辨明,并纠正北大整理标点本的误读以及校勘之缺陷,藉此以说明校勘古籍应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广泛参校与之相关的各类书籍。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阮元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

阮元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受到戴震的影响,但治学的侧重点和戴震显然有别。从治学实践来看,阮元注重求实、通博和经世致用。在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上,他和顾炎武更为接近。     

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

清代名臣阮元在其创建的诂经精舍中进行了重要的教育改革:在教学和研究中引入天文、算学、地理、军事等许多科技内容,甚至还有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在教学方式上也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作为书院改革的先率,诂经精舍的一些革新举措为后来许多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接受和传播西学培养了一些人才,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

阮元学术成就的获得是多种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在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淫中,阮元形成了以治经学为主的学术内容及由小学通经学的治学方法。其二,在西学的影响下,阮元会通中西文化,将其恰当地应用到其学术研究中,拓展了治学理路。其三,在师友的砥砺中,阮元形成了不固守一家、博大精深、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其四,阮元自身酷爱学习、重视人才、注重实践。正是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社会的综合作用,使得阮元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

清代大学者阮元将训诂学成功地运用于考察探索古代文化,特别于礼仪典章制度等方面创获甚夥。仅就此而言,阮元的业绩也令人瞩目,在其整个学术成就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清代及此前的许多小学大家罕有能与之匹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