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齐诗》诗学理论新探

《齐诗》的理论主要包括四始五际和五性、六情、十二律等。虽然其理论的构建主要是附会阴阳五行等成说 ,但其中有值得肯定的成分。四始五际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 ,同时也体现了《齐诗》发展变革的进步历史观。五性、六情等虽是为“明主”提供一种“知人之术”,但其把“知人性、见人情”用于《诗经》研究 ,提出了“《诗》原情性”说 ,这无疑具有文学批评的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齐诗》理论进行了辨析。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