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贾岛为僧及还俗时间地点考

贾岛出家及还俗的时间地点问题是贾岛生平仕历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现有史料记载以及贾岛等人诗文的考证分析,可知贾岛贞元九年(793)在北岳恒山出家为僧,时年15岁。后曾住洛阳石楼及嵩山一带。贞元十七年(801)在石楼与韩愈初次相识。元和六年(811)春在洛阳又遇到时任河南县令的韩愈,同年秋跟随韩愈赴长安准备应进士举,但并未马上还俗。冬十一月返回家乡范阳,处理僧俗事务。至迟于次年即元和七年(812)春还俗并参加进士考试,时年34岁。     

“岂不怀匡济,天运当何如”──论天然禅师的安攘匡济情怀与通脱的应世方式

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禅师,年轻时抱有强烈的报国安民的情怀。虽然在明亡之前即已剃度,但安攘济世之心并未泯灭。甲申、乙酉之后,身为僧人的他,并未真正弃绝世事。他的一些行为仍与变乱的时局密切相关。其后,他在诗歌中不断地抒写着故国丘墟之感。其沧海桑田之作俨然前明遗民。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拒绝与新朝官员的交接。甚至其诗歌中还有一些肯定新朝官员的作品。可以看出天然禅师在应世方式上是相当通脱的。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西游记》中阿傩的冤案

《西游记》九十八回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作者表现阿傩索贿并进而讽刺佛教的重要证据。但从《西游记》的抑道扬佛倾向、从该情节所体现出的佛教教理教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与主题表现等方面来看析,作品中这个索要"人事"的情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作品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内涵。     

藏族僧人的社会调解活动考辨——以15世纪之前的藏传佛教为例

藏族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僧人参与社会纠纷,甚至是军事斗争调解的史实,但这些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存在进一步考辨的必要。经过考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纷争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地方政权瓦解和中央政权交替的时期;地点则主要是在前藏和西康。藏族高僧参与这些纠纷的调解,一方面促进了其自身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代藏区僧侣与宗教职业生活

藏族僧侣之宗教职业生活是在寺院、家庭和社区三大层面逐步建立、完善并不断演进的,这是僧侣作为寺院职工、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等多种身份的特征所决定的,亦是宗教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明末清初滇南高僧苍雪诗歌整理与研究论略

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于文学史之探索与推进意义非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诗僧中成就最高者非苍雪莫属。系统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苍雪的诗歌,不仅是佛教文学研究与诗僧文献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辅助。20世纪40年代以来,苍雪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苍雪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诗歌、佛教文学研究之价值,对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编年”“校勘”“笺注”三个方面。“编年”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考证、全面系定,“校勘”可在王培孙校辑的基础上再行校勘,“笺注”当以“典故”“玄言禅喻”“疑难字词与俗语”为核心。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