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间”的词话——被误读的《人间词话》

人们对王国维“无我之境”的阐释往往脱离《人间词话》这一文本语境,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或是西方理论资源为指引灯甚至为目标,断章取义地进行生发,而忽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文表述和总体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解释文本不能完全以解释者的“先见”来代替或歪曲文本语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和生存境域,对《人间词话》还原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切实地理解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说。回到文本本身才是文艺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人间词话》与中国现代词学

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在现代词坛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围绕着对"境界"说的理解和阐发,现代新词学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词学中的"现代派"与"传统派"在思想上也形成了激烈的交锋和碰撞。这种交锋不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境"说之内涵作了进一步深化,而且也对"现代派"与"传统派"自身的理论建设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宋代词话传播过程中的控制类型

任何一种形式的传播都是在社会控制机制下完成的。宋代词话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对传播内容实施控制的过程。宋代词话传播的控制有些是有形控制,或称为正式控制,如政府、统治者的政策条令、规章制度等宏观的调控与管理;有些是无形控制,即非正式控制,如社会舆论的影响、文化观念的渗透、风俗习惯的浸染等,它们都是宋代词话传播发展的制约性环境与条件。     

《金瓶梅词话》中句末助词“来”的时体意义

"来"作为句末助词在近代汉语中表示出一定的时体意义,通过详尽考察《金瓶梅词话》中"来"的具体语法意义可以看出,"来"表示过去发生义和表示事件的完成,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汉语"来"的近过去和完成体用法。但《金瓶梅词话》中"来"的这种语法意义并不稳定,还可以表示过去经历义和将来时,"来"处于向典型时体标记发展的过渡期。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从《金瓶梅词话》中的常时节形象看明代后期的小市民

常时节是西门庆的朋友，《金瓶梅词话》中的次要人物，也是明代后期小市民阶层的代表。在《词话》中，常时节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一介贫民，却能维持、发展与西门庆的“贫贱之交”，从而得到西门庆的资助，解决住房与生计问题。他之所以靠西门庆的施舍而不是自己的劳动为生，既是因为明代后期普通劳动者收入微薄，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此外，通过常时节这个人物，也可以一窥明代后期小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并预测其最终命运。     

词话文献整理汇编刍议

21世纪以来，丰富的词话文献整理汇编成果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但词话文献整理汇编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词话的边界被不断扩大，众多新辑的词学资料进入“词话”之中，重新汇编有必要分门别类。词话文献整理选择底本不明确，整理者应准确交代底本信息；辑录者在体例制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相同名称的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不同。整理者在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安排上缺乏通盘考虑，对新辑词话的命名也因人而异。学者们在汇编词话文献时均有“求全”的共识，但对某些因袭程度较高、原创性较差的词话缺乏甄别。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