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ssistance caseloads for employable single adults without dependants in Canada

Government officials like the idea of just a small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 receiving social assistance. A large number is seen as costly to the public treasury, and declining caseloads are generally viewed as a mark of success for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But what factors account for the size of a Canadian province's social assistance caseload? This article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is question, with a focus on single adults without dependants (and without serious disabilities) during the 1989–2017 period. One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when the value of social assistance benefit levels for this group increases by 1% in a province, the social assistance caseload for this demographic rises by 0.457%. Put differently, there is indeed an important behavior respons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benefit levels. In response, we propose that provincial officials budget for higher take up levels when they increase benefit levels for this household group.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解雇保护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第48条为视角

在我国,由于劳动法和公司法内容的冲突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现有劳动法语境下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同法院对于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判决并不一致。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完全具有劳动法上劳动者人格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因而其不应该获得完全的与普通劳动者相同的倾斜保护。而且,高级管理人员被解聘后,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公司往往会迅速找人代替;由于岗位数量稀缺性和要求的专业性,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恢复原岗位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因此,法院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8条时,不应支持被解除职务的高管的复职请求,而应采用其他救济方式。     

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视角的“用工荒”现象分析

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在农民工这一特殊人力资源类型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三个环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用工荒＂现象的产生。政府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评创造环节中，缺乏对低端劳动力群体的规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的投入不足；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对技能人才的评价机制；在价值分配环节，对农民工利益保障的立法不完善且执法不严。企业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创造环节，只重使用，不重培养；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多种评价手段；在价值分配环节，企业发放给农民工的薪酬福利低，针对以上问题，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产需不确定下基于零售商风险规避的三级供应链组合契约模型

针对产需不确定下单一供应商、制造商和风险规避的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系统，建立了分散和集中情况下的最优决策模型。通过设计风险共担和GL组合契约实现了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讨论了风险规避零售商的最优订购决策，分析了风险规避对供应链期望效益的影响。比较了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两种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探讨了组合契约的协调问题及契约参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链的期望利润随着产需不确定的增加而减少，风险规避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低于风险中性时的期望利润，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加大而减少，零售商最优订购量随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变化。最后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和契约协调的有效性。     

湖北省乡镇企业1978—2002年发展概况、问题及对策研究

1978～2002年,湖北省乡镇企业在企业单位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对该省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乡镇企业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本文在深入分析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乡镇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对策。     

谈谈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陷阱及防范

本文提出目前经济活动中签订合同出现的种种陷阱及防范措施 ,目的在于增加经济合同签订中的法律意识 ,维护经济合同的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