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民主化科学化语境下党管干部制度的变革探究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挑战,如何完善党管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党管干部的问题上,重使用、轻管理,重提拔、轻监督。要解决党管干部管的方向和动力问题,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管干部制度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科学化和中国化

实现行政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化,这是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那么,如何实现行政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化呢?这是一个需要中国行政学人共同来研究的重大课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篇幅所限,文章仅从某些角度对行政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和分析。     

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法治化和道德化

张康之教授在其近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精辟且独特地分析了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困境,并就如何摆脱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著者认为只有实现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就能摆脱政府的“历史困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客观地分析,公共行政只有在实现科学化、法治化和道德化三者互动的基础上,才符合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的理论生成与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学科建设的完善、科学系统的形成、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的形成;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是教育理论科学化、制度设计科学化、教育方法科学化和价值取向科学化的有机统一;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重人文关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实现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的实践路径。     

群众工作的特点及其科学化长效机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利益诉求多样化、矛盾性质复杂化、阶层互信碎片化、社会发展法治化和互联网应用普及化的挑战。群众工作科学化的长效机制及其构建,应从新时期群众路线科学化的健全和完善党与群众的沟通规则和工作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完善科学的群众考评机制并加强对群众的引导等方面着手。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我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探索与原创性思考

我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伴随着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起步,在我国教育家的不断吸收、实践和改造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但从总体上考察,教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对于我国教育界,是一个十分困难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教育研究应以民族教育智慧和传统文化作为研究的背景,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培养研究主体的实践精神及想象力,实现对外国教育理论的转换和超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我国气象规划的历史回溯与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实施了13项顶层的中长期气象事业发展规划，气象规划越来越多地影响国家层面的规划，体现了新时期气象事业的价值所在。不同时期的气象规划带有当时的历史印记，通过文本可以分析气象规划的指导思想、目标、规划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措施等。气象规划指导思想必须“顶天立地”，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抓住关键路线，规划的最终价值体现为工程项目的落实，规范化、科学化是气象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加强对科学、技术和体制的预见性研究，提升规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