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对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有一定的提高,但存在整体效率不高、效率差距大、增长幅度小的特征.引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非效率"的主要因素有进口国的班轮运输指数、货币自由度、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英法德三国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监管研究

2020年以来英法德都修订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规以保护本土优势产业和关键资产,修订内容包括降低监管审查门槛、扩大审查范围以及赋予监管更大权限。三国的监管政策呈现出对外商投资态度越来越保守、在审查改革路径上愈发趋同以及特别警惕中美两国企业的特点。英法德做出这样的修订主要是由于对疫情期间本土优势产业流失感到担忧、面对中国经济科技崛起缺乏自信以及受到美国不良示范的影响。这会迫使中资企业改变投资方式并降低对三国的投资额,而且可能为英法德美联合审查中国投资埋下伏笔。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快搭建中资海外权益保护法律机制,以便能够适时震慑与反制,并加大同三国合作力度,以阻止其与美国监管审查同步化倾向。同时,中资企业应基于标的公司特点以及三国的发展规划准确评估交易可行性和敏感性,更多的进行绿地投资和财务投资。此外,还应就三国外商投资审查做好预案以尽可能的规避监管滥用风险。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