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三个自信”何以可能？

中共自信的实力,来源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三个维度:一是理论合法性。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共理论合法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二是道路合法性。道路目标的确定性决定了道路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保证了中共执政的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绝不能以所谓"宪政"为标准,而应当以"立场"为标准。这个立场,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守和贯彻。     

生命的设计与构建——合成生物学的哲学挑战

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是生物学与工程学的结合,它以对生命的设计、修饰和建构为目的,对认识和理解生命过程,解决能源、环境和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合成生物学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生物安全问题和对生命概念理解的问题。文章在对合成生物学的利益与风险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了合成生物学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特征。将合成生物学视阈下的生命概念与宗教、进化论和传统哲学对生命的理解对照,指出合成生物学将生命还原为可以借生命元件组装的生命体可能带来的对生命的漠视。最后提出,科学上能够做的未必应该做,能够不仅意味着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呼吁谨慎地开展合成生物学的研究。     

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形式建构

学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认为,强力不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相反,人被赋予的天命般的自由是一切法的合法性基础。以此为基础,任性选择与意志选择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道德性是一切立法合法性的来源,从而构成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此基础上,"自由—责任—义务—法权"是法律体系能够展开的形式依据。如果将法的普遍形式原则贯彻到实际生活经验中,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来源,也即法律的形式建构。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与重塑过程研究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对于女性创业者取得创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和市场接受度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6位女性创业者的深度案例研究,在界定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概念之后,深入研究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困境与重塑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发现:(1)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社会层面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共识以及女性个体对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后者受前者及女性自身创业资质的共同影响。(2)为构建创业者合法性,女性创业者需要适应社会层面的男性化创业规范,并且在"遵从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优势"之间保持精妙平衡。(3)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会因女性受到的角色冲突困扰而出现"合法性困境"问题,因此,女性创业者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和自我的价值认同来重塑其合法性。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女性创业的学术研究,也对创业合法性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建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社会判断与负面事件损失外溢范围

组织的负面事件不仅给当事组织带来损失,还可能会给其他组织带来损失。负面事件损失外溢的范围大小存在差异,是因为社会判断在负面事件损失外溢中的作用不同。社会判断是个体对一些事物社会属性的预期,对当事组织的社会判断(比如组织美誉度、组织合法性)会影响到听众卷入事件的程度,组织合法性比组织声誉更能让更多的听众高度卷入。同时,社会判断影响着每个个体的个体判断方式,从而影响着最终受损组织的数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