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民观的历史演进及其经验启示

党的人民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地位、作用、评价标准的总体看法和具体态度.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论演进的内在需要和实践活动的深刻变动彼此印证和相互推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将其置放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上来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话语逻辑和演化规律;要在理论的不断生成和构建过程中彰显其鲜明品格和独特魅力;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获得历史启迪和经验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追求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五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演进过程。五个文明构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给我们重要启示: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其蕴含着现代化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数字监管能力：概念界定、路径分析与实践演进

数字监管能力是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亟需考虑的重要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面。数字监管能力是以信息为核心，通过信息引导监管空间各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赋能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预防性、精准性以及适应性治理的能力。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监管能力建设已基本实现从工具信息化到业务协同化的转型，目前正在数字赋能的多元共治探索过程中。未来需要继续完善信息聚合和信息互动两大数字赋能路径，着力提升社会共治水平，推动数字监管能力全方位升级。     

迷思与反思:计算广告学的演进逻辑与现实判断

计算广告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一直秉承着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推动,相对传统广告,它正经历模型的三维到一维、目的的品牌到直接市场、生态的直线到多方平台等全方位颠覆。然而,计算广告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数据、决策和创意是计算广告实现的思维力、统筹力和创新力,也是计算广告学构建的三种知识能力。计算广告学的外部知识供给已成熟,内部知识孵化渐成体系,回应了其学科属性。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计算广告学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着技术迷思带来的工具理性放大而导致价值理性缺失等问题,需要承担其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性双重责任。同时,基于对计算广告学的反思,分析了其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的框架设置及未来发展的整合模型,以期推动计算广告学研究的良性有序发展。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

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情境特征。过去40年,我国重大工程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科学设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发挥、充分释放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整合综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本文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制度情境出发:(1)剖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理论分析框架;(2)回顾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长周期制度变迁、二元作用机制及演进过程;(3)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形成机制、组织配置和全生命周期过程演化;(4)提出了面向新情境的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4个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