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唐山方言中动补结构可能式的两种特殊形式

唐山方言中,有两种特殊的动补结构可能式,一是肯定式中的动词性词语加"了",二是否定式中的动词儿化形式。这两种格式中,肯定式中的"了"和否定句中动词儿化起的可能是补语的作用,前者来源于"V得了"中的"了",而后者相当于"V不了"中的"了"。     

回南天如何防潮

春天来了,回南天也来了,如何在回南天防止潮湿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问题,本文总结几个方法,供读者参考。1.早晚关窗当潮湿的回南天来袭,大家千万要记得紧闭家中的窗户,特别是关闭朝南和东南的窗户,不给窗外虎视眈眈的湿气任何潜入的机会。防潮的最重要时段是每天的早晨和晚上。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 ——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摹拟的现象、成因与艺术价值

诗歌摹拟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文学现象,包括以《文选》杂拟类为代表的显题摹拟和其他类型的摹拟形式,《诗品》对这一摹拟现象也进行了批评。深入考察摹拟现象的成因,可以发现,摹拟是时人文体自觉意识的产物,新变与摹拟同时并存,不成功的摹拟从反面促进了文体的新变。对于摹拟诗歌艺术性的评价,应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不同时代的拟诗风格不一。受才情、才性的影响,不同的诗人的诗作艺术性亦有高低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应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魏晋南北朝童谣的传播学解读

童谣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显性传播者的儿童被作为隐性传播者的成人利用成为童谣传播的主体与受众,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此阶段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亦决定了该时期的隐性传播者为保全自我和达致预期效果而刻意采用双关语、比兴、谐音、拆字等诸多传播语言与技巧。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