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司马迁所从事的图书资料工作

从图书馆这个人才的摇篮、知识的宝库走出来的伟大人物、古往今来,不乏其人。本文就司马迁所从事的图书资料工作,从其内容、特点、方法及贡献做了简要论述。并把他所从事的图书资料工作先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情况做了比较考证。是图书馆学史研究方面的新观点。     

论《史记》中的人文主义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发端于对天和人的认识。天人台一，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司马迁第一次提出“究天人之际”，尽量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如对高祖、陈胜、项羽的成败，就都采用了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则在“义、功、利”三者的谐和统一中加以体现。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有志者 事竟成——司马迁《报任安书》读后

在司马迁留给世人的巨著中，《报任安书》称得上是一篇精采之作。当任安被处极刑之前，司马迁怀着怨悱愤激之情，给他回了一封长信；意在说明自己“身残处秽”，对推贤进士、出面救援表示无能为力，实则阐述了自已对修身、奋志、荣辱、名节的根本态度。其情感之真切，语言之凝练，譬喻之精当，哲理之深刻，令人赞叹不已。     

司马迁之货殖论

司马迁的货殖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对重农抑商的旧传统观念有所突破，从客观上反映了价值规律在商品市场中的作用。     

论《史记》的情感魅力

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了《史记》中所蕴涵的情感魅力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认为在《史记》一书中,无论是司马迁直接的议论抒情,还是他所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史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既与司马迁对史学创作中情感作用的理性认识有关,也与他确立的著史目的有关。     

简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是他“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三大价值取向,认为在挫折和逆境中忍辱奋进是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人们应当珍视生命,面对死亡应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要死得其所,要死得有价值。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