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土经贸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合中土两国的战略与经济需要,为中土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较强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是建设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天然合作伙伴,可以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也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远期发展前景的关键支撑。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新机遇,未来中土经贸关系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建设、市场准入机制、投资金融合作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土耳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与欧亚地缘经济格局变迁上的经济重要性未来值得中国更加关注。     

中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古丝绸之路架起中国与土耳其联系的桥梁。未来的新丝绸之路将把中国、中亚、土耳其以及欧洲连接起来，必将深化中土关系。2010年，中国和土耳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两国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推动建立公正、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有深层合作。文化年的举办以及人文交流的增多会增加两国人民的互信和了解。当然，土耳其经历了自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的多年西化进程，把自身定位于西方国家，其外交政策常常追随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相悖。另外，作为北约成员，能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2013年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第三个对话伙伴国这一事实，就表明土耳其在加入欧盟迟迟未果的情况下，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东向”外交是其战略的调整。两国战略合作今后将会更加深入、具体。     

论正、俗字的语境差异——以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为基础的考察

在具体梳理“衍”、“抛”、“澍”三个俗字意义的基础上,利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进一步比较其与相对应的正字“行”、“挽”、“漂”的语境差异后发现：俗字“抛”、“澍”的义项与其正字“挽”、“漂”基本对应,“衍”则只对应于“行”的名词性语义;在具体运用时,俗字的出现频率也远没有正字高,它们一般出现在相对单一的语境中。     

中土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土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尤其是1971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十分顺利,但总体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进入21世纪后,两国都步入崛起阶段,双方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审视相互关系的走势。本文通过回顾中土关系的历史,梳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     

宗教文献翻译与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

本文概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佛教与基督教文献翻译，回顾了翻译在这两大宗教进入中国文化后的表现，从宏观文化背景及微观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剖析翻译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拒绝之间的关系，论证翻译在一定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对“颇……不”疑问句的历史考察——兼论《撰集百缘经》的翻译年代

"颇……不"疑问句最早出现在东汉昙果共康孟祥《中本起经》卷下,后来的中土文献也有使用。"颇"在这一句式中作语气副词,缓和疑问语气,这是中古汉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颇……不"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系统性,根据这一句式在《撰集百缘经》中的使用情况来考察这本译经的翻译年代,可以初步得出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至公元六世纪。     

庐山佛经翻译初考

庐山东林寺由于慧远主持之力,在西域求法和佛经翻译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时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之一。庐山经录不仅是当时佛教翻译的记录,还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庐山经录开创了断代经录的先河,在我国佛教史和目录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现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