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1770-1775年莫斯科的鼠疫大战及其启示

1770年,莫斯科爆发了鼠疫。疫情早期,医学界对该病的诊断出现"鼠疫说"和"热病说"两种观点。病名无法定论对防控工作造成重大干扰,瘟疫愈演愈烈。大灾之年,政府忽视民生问题,人民的生活显露危机,走投无路的民众掀起了暴动。叶卡捷琳娜大帝派奥尔洛夫伯爵赶赴莫斯科救灾。他迅速开展了摸底工作,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弥补抗疫失误。很快,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防止疫情反弹,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1775年。痛定思痛,中央政府还积极改善莫斯科市的公共卫生。鼠疫大战带来的启示,对当下抗击瘟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泰州学派王艮的哲学思想研究

王艮基于阳明心学,提出了"良知致"的学说,并进一步提出"天理良知""日用良知"的观点,强调"良知"本然、良知在百姓日用生活中;又提出了其特色的淮南格物论,强调尊身立本、明哲保身,更加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宣扬。王艮在承继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尤其对"良知说"和"格物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视角贴近平民的生活,呈现出儒学平民化的特点,对儒学乡村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