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宝琛文坛交游看其文学创作

末代帝师陈宝琛是"同光体"著名诗人,一生交游广泛,交游对象集中在政坛和文坛,文坛主要交游对象有谢章铤、陈衍、郑孝胥、何振岱、林纾等人.文坛交游对其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谢章铤在诗词方面对其有所启蒙,陈衍诗论指导其诗作日渐成熟,与郑孝胥切磋诗艺促使其诗越发精密,具有了一定影响力,最终在光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黄庭坚谪居黔州交游考述

黄庭坚谪居黔州期间,虽出于全身避祸和害怕累及他人的考虑而经常"谢病杜门",但无论是山谷从前的旧交好友,还是在黔中刚结识的新知同僚、巴蜀后学,非但不以罪臣视之,反而主动与之联系并于诗人照拂有加。而诗人亦尽可能地为前来向他请益求教的两川士人提供帮助,尤其乐于为他们指明"进学畜德"之途,对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和当地人才的培养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巴蜀士人的人道关怀,不但使诗人得以度过患难,而且也使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平生重交结,为多山水乐 --孟浩然的自我审视与人格追求

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孟浩然的归隐源于仕途上的挫折和政治的毫无出路,这一看法有些一厢情愿,忽略了对孟浩然自身兴趣的关注.虽然有关孟浩然的史料相当稀少,但从现存他的诗歌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山水的爱好是由衷的.这决定了他交游的对象、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风格.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张孝祥的临安交游与词的创作论略

张孝祥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作家,其词的创作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临安五年的为官生活是张孝祥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风流倜傥的张孝祥与“三五少年”诗酒唱酬,刻红剪翠,写下了不少词作。这些作品同其前期交游生活密不可分,也深受词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是词人整体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张孝祥词的创作特征的必要考察对象     

论南宋“和清真词”现象——以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为核心

南宋词人推尊周邦彦的方式之一就是"和清真词",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遍和清真全集更是词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三人的和词格律上恪遵原词,内容上和意为主,特色上各有千秋。在周词经典地位的生成过程中,"和清真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叠合——论学衡派谱系中江西学人的交游网络与文化认同

陈三立、胡先、王易等江西学人在《学衡》杂志的编创实践中表现活跃,并通过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交游网络,在学衡派中形成一个具有亚文化群体特点的学人共同体。他们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集体宗宋,在文化理念上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这一共同体的活动有力推动了学衡派的流衍与发展,亦因其人员宁赣间的区域性流动,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江西学术的风貌与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