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绩效比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制绩效的比较结果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比较中优势更多就意味着合法性更强.这种比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程序正义的观察逐渐模糊,人们更多地会从结果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政制绩效比较往往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其评判要素则包括了性质上的对日常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以及层级上的对高层和基层的绩效水平的考察.另外,为更贴近现实,舆论宣传导向和公共教育的影响必须纳入考量.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中国叙事诗学关于艺术叙事合法性的论辩

西方诗学的主要形态是叙事诗学,中国诗学的主要形态是抒情诗学。但在传统社会后期,伴随着戏剧、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崛起,叙事诗学随之发生。中国叙事诗学的建立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它首先需要论证艺术叙事的合法性,包括为通俗性的叙事艺术的合法性辩护,以抵御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还包括为叙事诗学本身的合法性辩护,以抵御传统诗学的排斥。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叙事诗学进行了论辩,并且所建树,从而为叙事诗学的建立开辟了通路。     

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形式建构

学界对自然状态的研究认为,强力不能作为合法性的来源,相反,人被赋予的天命般的自由是一切法的合法性基础。以此为基础,任性选择与意志选择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道德性是一切立法合法性的来源,从而构成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此基础上,"自由—责任—义务—法权"是法律体系能够展开的形式依据。如果将法的普遍形式原则贯彻到实际生活经验中,就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来源,也即法律的形式建构。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当事人隐瞒事实不必然导致工伤认定的变更

<正>案情简介在郭某诉安圣态建筑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诉案中((2012)沪二中行终字第408号),上海市卢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11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郭某系安圣态公司工作人员,其于2011年7月4日出差期间不慎摔倒,后被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该所受伤害构成工伤。郭某摔倒的事实主要由证人林某、吴某的笔录予以证实。在安圣态公司诉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诉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建设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修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邓小平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和制度规范等层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大学内设机构膨胀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国大学的内设机构一直在膨胀之中。由于发展的驱动、办学资源的诱惑、现代化产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大学不断成立一些新的机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大学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成立了与政府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内部机构。同时,模仿性机制导致大学间相互的模仿和攀比,从而使不同类型大学的内设机构全面膨胀。     

同意观念的西方困境与中国式表达

与对同意的其他解释相比,John Kleinig的同意概念最为明显的特征或其特殊意义就在于凸显了同意方的责任。虽然明示同意、默示同意及假设同意在解释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时都因其自身局限而陷入了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概念就因此而丧失其存在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蕴同意的"人民满意不满意"这样的标准,与西方政治学界传统上主要将同意理论用于证成公民政治义务的取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