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设机构膨胀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国大学的内设机构一直在膨胀之中。由于发展的驱动、办学资源的诱惑、现代化产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大学不断成立一些新的机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大学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成立了与政府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内部机构。同时,模仿性机制导致大学间相互的模仿和攀比,从而使不同类型大学的内设机构全面膨胀。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新时期监事会的业务监督——以中日两国董事义务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是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进行专门性监督的常设机构，该专门性监督能否取得实效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明确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提高监督实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与日本法的比较研究，以2005年公司法增设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为焦点，对公司法修改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业务监督范围及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探索.     

论文学理论中命名的意义和合法性

命名是文学理论阐释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文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和认真把握的一项内容。命名不仅要具有认知功能,还要具有价值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     

以协商民主来提炼民意

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与基础.民意具有合法性、可塑性、扩散性等特征.民主与民意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更具操作性的程序与机制使民意得以优化、提炼与升华,克服了民意的盲目与冲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实现形式,推广协商民主,使民意传递机制制度化、正规化.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涉及到种种道德问题,安乐死在我国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我国儒、道两家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战略思考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权,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工作的战略途径.